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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豫东平原里第一次的心慌，在即将分别的时刻。一个人的离乡首先要记住他家乡的景物。我的印象里有两个枝桠膨胀的树头，一个是梧桐，一个是刺槐。我在月光下抬头望着它们其中一个，心里面都会平静一会儿。就是那些枝桠和惨白的月光和我一样的孤独，在无人的时候，院子会静的令人惋惜。月亮在每一棵树的头顶上，我从任意一片枝桠下望见它，一盏探照灯从夜空照下来，顺着月光降临的我相信是不凡的光芒。月光似密集又大面积的落下来，羽毛般轻盈，有时落满了我的脸上。
晚*点钟，初十的夜，母亲在月光下晾刚用明晃晃的刀片切碎的萝卜干儿，这是圆月前最有诗意的事情。盛满亮晶晶的流着汁水的萝卜条的簸箕和筛子散发着清甜的味道，我深深的吸一口这家乡的气息。一个村庄至少有一座美丽的桥，它的名字跟村庄有关，有时因一件古老的事物，有时因一个大事件，而我要说的桥更直接，它以村庄为名。桥东是东庄，桥西是西庄。两个庄上的人都在使用着它，东庄的人去村外的柏油路上赶集、去县城都要经过土桥，西庄的人要看医生、送孩子们上学、去小卖铺买东西，这些小事也在土桥上发生，晨露滋润着，晚霞影射着，一架架马车在早饭后从它身上压过去，晚饭前有从田地里归来，托拉着的腐烂树叶、动物粪便等发酵成的肥料在晚霞铺满的土桥上变成了金灿灿的玉蜀黍，于是一年四季都在土桥上溜走了，我们也在桥边的小学里慢慢长大。
离开家乡的首先要离开土桥，它横亘在东庄西庄间，是出行的必经之路，父亲拉着行李箱遇见乡人都要寒暄几声，他作为一个大学生的父亲与乡人寒暄，他不再是作为泥水匠和建筑工人和他们聊农活，他拉着行李箱走在我们的前头，仿佛要清理掉路面上的障碍好让我们安全路过，他身影消瘦，远没有那年槐花季节里富有的年轻气息了，他即将越过柏油路而等候在长途汽车经过的地方。我想我会记住这个时刻。
2004年秋天，无数秋天中艰辛的一个：后望是卷犊累累的高中教室，前望是四围山色笼罩着的大学校园，我犹如握着一份秘密的卷宗，在系办公室里挺直腰杆、忽而又低头凑近屏幕前分辨几行隐秘的字迹。简短、参差不齐的几行字，我还依稀记得写的是梅花，片片似雪。那些字比我高中写给同桌（一个老实的农村男孩，徐长明）的诗细腻、幻美。通过这些字迹逆流追索而得的诗歌论坛，让我扎了个猛子般跳进了诗歌的水潭里。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一直藏在心底最私密地方，大家仍旧冷漠地占据着教室的每一个角落，看天花板和投影机器落在白帆布上的字迹。这个时候我已不是那个以前教室里的我了。几种时刻的交叉中，我想着那些写梅花的句子，想起昨天爬山路经的黑黢黢的公墓和不知名地方传出来的叮叮当当雕琢石头的声音，一群墓地和一些清脆的声音缠绕着，在满目恍惚的同学占据着的教室里，领着我的思绪奔跑。
教写作的程地超先生第一节课用激情的言辞夸奖了一个师兄，那是去年此刻，他捧着一本诗集在讲台上得到了一卷98分的期末成绩，那应该是开学的第一堂作文课，诗人从后排走到讲台就走完了整个学期的课堂。这个无意间开辟了考试新捷径的人成了新闻人物，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校办诗歌刊物的主编。大学的第一节课开了花，大家陶醉在先生畅谈的意境里，那秘密开放在人心中的杏花园使我想起了一类人的故事，它的系列题目应名曰：唱诗的人。校园诗人的本是象牙塔里一个虔诚的唱诗班。这个成为师兄的诗人写的那些家乡的梅花，在校刊和先生的课堂了撒下浓郁的芬芳。机缘凑巧或说缘分使然我就把几张关于墓地和啄木鸟般雕刻石头的那些文字拿给了他，那最初称为诗的文字被他建议发到福建某市主办的诗歌论坛上（诗三明或伞诗歌），被圈子里的人热烈的欢迎了一番，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诗来。
我没在校刊上发表东西，我写诗浮出水面的举动是中文系举办的一次征文比赛后学校展览获奖作品的时候被大家嗤之以鼻的，诗人，他们私下窃窃私语谈论着我的一组“关于南滇的春天”的诗歌，这个事件给我带来了丰厚的鄙夷和一本奖品（余秋雨的《霜冷长河》），我所在的这所俗称贵族校园的大学向来对文学不屑，我赶在诗人贬值的当儿操起了这项危险的事业。危险二字出自老先生之口，记得作文课上到半学期的时候，我在课堂上睡觉被朱晓亮捅醒，他朝讲台说：讲你呢。接下来我听到了那惊世骇俗的言论：不要轻易写诗，写诗使人发疯，特别是你们最近写的东西，我根本看不懂。先生语重心长的样子和他举出的顾城等人的例子灌进我还恍惚的意识里，眼前的学生晃动着奇形怪状的头颅在教室里像一群被水淹没的黑木炭，我两眼漆黑着熬到了下课就逃课走了，前夜的睡眠在催帐，大前夜的睡眠也在催，被人捅醒后我不知去处。
云南的天是瓦蓝的，那是睡梦里的颜色，房前屋后一排排村庄的瓦片在梦里搭在床榻上方，遮蔽着露水和晨雾里的我。这个学期我感觉一直在做梦，直到被人捅醒，那个揭开梦纱的人曾经洋溢着激情的夸奖过写诗的师兄，也告诫过写诗的我。我揉揉肿胀的眼睛给自己说：再不做手术了，让那几颗麦粒肿去长。上次欠医院的60块钱还没有还上，真无颜于主刀的老婆婆，她责备我的语气跟老先生一模样，她叹气着说我是第一个一个月内接连做了两次眼睛手术的人，眼皮被那银制的手术刀一点点的割开，挤出温热的白色混沌状的液体，我想象不出满眼是血的脸，那种惧怕使我连续毁灭了两个女孩子去医院陪同做手术的愿望，原因是第一次手术后我写了一篇关于眼科手术的小散文，她们拿着余地大哥给发在生活新报上的那片文章赌气的说：你还爱着阿姗。
阿姗是伞诗歌论坛里的大众情人的代称，是压根就不存在的文人爱情的假想，我这样的解释个她们曲解为：她们不配做我假想的情人，两人的结论惊人的统一。我不敢想象一个女孩子看到血肉模糊的我的脸后还会不会跟我，手术刀刺破眼皮背面光滑的皮肉的时候我流泪了，泪水混合着血流到了脸颊，我能分辨的出最先变凉的液体的泪水，之后冷凉而蠕蠕爬动在脸颊而不是唰一下的就滴落在白色床单上的是血，不干净的血。
这个时段我看不清楚眼前的世界，我回到最简单的快乐，吞吃没有味道的瓜子，用舌头舔噬厨房里的盐巴，听许巍和伍佰的歌，我顺着医院的楼梯一个台阶压着一个台阶的往下走，左手压在左眼上，门口眩目的光和明灿灿的城市下，我沿着一条通往陋室的路上、高大的城墙下的阴暗地一步一步迟疑着往前走，路上碰见跟我一样捂着一只眼睛的人，他用另外一只完好的眼睛看我，我则用另外一只等待着下周手术的眼睛望着他，匆匆擦肩而过，有过伤的人喜欢走阴暗的街道，我想我还会碰见更多的眼睛上缚了块白纱布的人。眼睛，我用力的挤压着它，跨在鼻梁上的眼镜松松垮垮的，几乎要奔向地面，一只干净的眼睛和一只还长着两颗大麦粒肿、一颗小麦粒肿的眼睛并排行驶在人声鼎沸的闹市，我是诗歌的苦行僧。
我决不再对眼睛做手术，这句话根本不能让这两只眼睛听见，这貌似爱惜它们的话容易被误解为我的不负责任，每晚敷在它们上面的热毛巾是医生指定的护眼工具，我清晰的感觉得到每颗麦粒肿的大小和成长速度，它们比我的诗歌成熟的快：如离离原上的草、如雨后的笋（准确的说是手术后的麦粒）；我的诗歌是午夜的滴漏，一点点极不情愿的落在我数着指头等待的笔端。而那午后被几块平行的电线切割出来的灰白色天空中时而飞过的几只麻雀以及唧唧喳喳的叫声令人更让我想起家乡的一排排瓦蓝的房屋和蓝砖墙围成的院落。一只眼睛在想着另一只眼睛看不见的风景，窗户上的铁栏杆在书桌上射下粗粗的暗影，我蜷缩在书房的角落里呆若木鸡，对着四壁发呆。
“文字叫人死”，哈代在《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