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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老秋说得比较婉转，言词里重点强调了我重点高中学生的身份，表达了他的无奈，最后把皮球踢给我表态。当时我坐在病床边，手里捏着我的黑书包，认真地听他说完，干脆地点了头，飞哥是因为我的事受的伤，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
老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那天的决定，那天的选择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的人际交道，都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只是很多时候，这个利益并非准确的实际利益，而是各人脑子里所以为的利益。所谓的利益不仅仅是钱，而是一个比钱要复杂得多的综合变量。10年前，一群小混混对人世的窥测有限，很难在义气，安全，名声和冲动之间做出量化，得出正确的选择，而10年后，我们公司最好的会计师，面对卷帙浩繁的企业资料做尽职调查，也只能使自己认识的利益和真正的实际利益接近接近再接近。可就是这样，每天还有那么多大生意砸掉。
1994年寒假前夕，我的冲动与老秋他们的谨慎，使得我们最终结成了共同进退的兄弟。我从医院出来，怀揣着重大的决定，匆匆坐车回家。
那天我在李海洋家给安打电话，她开玩笑说起我们在卫校打架的事，问我是不是觉得打架很时髦？我想起陈万明一伙的事情，心里还是一团麻，嘴上却嘿嘿地笑，说打架哪里时髦，我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请把我埋葬在高高的山冈。安没有接下我这个话茬，只是在电话那边轻松地笑了。她的笑声感染了我，李海洋看我放下电话，说有啥好事情。我说没有，脸上仍然挂着笑意，却分明感到心里的柔情在一丝丝收起，变成悲壮的决心。想到飞哥倒在学校门口的样子，地上殷红的血迹，仿佛让呼吸之中都带上了血腥之气。
那天我从李海洋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车床厂院子里的路灯照得过往行人的斜长。离春节已经非常近了，零星的爆竹声不断响起，我遥遥看着家里的灯，眼眶突然湿了，我的书包，是我妈妈辛苦挣钱买给我的礼物，我妈叫我好好学习，如果她知道我在外面挨打，她一定拼命来保护我。我永远是母亲眼里的孩子，可是我却没有听她的话，走错了路，身边朋友虽多，却未必能真正理解。我是男人，没人帮，也得自己干，遇到事了，要一人承担下来。
英雄儿女（2）
飞哥出院以后，没有回家住，而是给送去了汉轧养伤。那时已经是寒假了，我和老秋扶着他坐车穿过半个汉口，来到了汉江边的轮渡。1994年的春天，汉江上还没有通车，从桥口一带一路走来，后来著名的美食一条街在那时还未见规模，初春之际，沿江一带甚至显得有几分萧条。
飞哥腰腹上的几处伤还没拆线，怕绷到伤口，他一直弯腰站着给我和老秋搀着。那天我穿着一件夹克，站在趸船上等轮渡，趸船的四周围裹了圈帆布，滩头风大，从帆布缝里吹进来被裁成刀子一般，我禁不住风吹，站着直哆嗦，老秋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了一支，看着初春平静的江面，眉头紧皱着，一个字也不肯多说。
那天从汉江轮渡去汉阳的人不多，我们等了快半个小时才坐上轮渡。船上座位不多，只有绕着栏杆的一圈，木头上的油漆早就掉完了，黑得看不出颜色。老秋不愿意坐，站在船头，脚踏在栏杆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烟灰弹到江里——汽笛声响起，轮船轰然从铁壳驳船边上离开，站在船舷上看，脚下混浊的江水开始翻滚。其实轮渡所经江面不宽，却总能给我远行的错觉。那个初春的上午，汉口那边被江面上的雾气挡得影影绰绰，商业区的鼎沸人声也因为遥远而听不到一点。我站在甲板上往回看，整个汉口都显得寂静而遥远，心里一阵轻松，竟然冒出一股逃亡的*——“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老秋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搭着我的肩膀做伟人状豪迈了一句。
汉阳下船的时候有人来接，是个精神的小伙子，平头布鞋，穿着浅色夹克，站在轮渡边的草地上等我们。老秋在船上看见他了，隔着老远就挥手打招呼。我说这是谁啊，老秋回头看我一眼笑嘻嘻地说，这是狄爱国，船舶学校的。飞哥在一边忍不住插嘴了，操，他还没毕业啊。
狄爱国把我们三人带到船舶工业学校的一间宿舍里。船舶学校离轮渡口大概有500米，进了大门再往回走一半，里面的宿舍离渡口反而近很多，推开窗就能看见汉江，冬天里水位低，远远看去只能看见两岸灰色的防波堤。
我们来之前房间估计是收拾过了，除了一张双层铁床，整个房子只有个暗红色的写字桌，整个房间空荡荡的。狄爱国去走廊上敲了几个门，搜了半天，找出两张椅子和一个暖瓶，椅子让给我和老秋坐了，把飞哥让在床上，给我们倒上开水，自己一屁股坐在了桌子上。
老秋捏着杯子客套了几句，然后给我和狄爱国互相介绍。把我吹嘘了一下，说建明是省一中的，打架不错，总是一个打人家几个，女同学个个喜欢他。爱国微微一笑，说读书好啊，比我们强。飞哥说，学好数理化，比不过你有个好爸爸。
我后来才知道，爱国的老爷子不是等闲人物。1967年年中加入群众组织忠心保驾，该群众组织的作用类似俄国1917年临时政府的“士官生”，是武斗时的一支劲旅。爱国的老爷子身处其中，善使的兵器乃是狼牙棒，在大头一端钉上百十个长钉，挥起来对手闻风丧胆。“雄师”们攻打汉轧的时候，用了围点打援的战术，老爷子负责外围，带领一只小分队阻击几十个援兵，对方仗着人多，知识分子习气不改，一人掏出一把弹簧刀，噌噌地弹开，在春风中摆开阵势，轻蔑地看着对面土不拉叽的几个“雄师”。结果爱国他爸这边的七八个“雄师”一人脖子上一个军书包（“雄师”们的联络站就设在3506被服厂里，当时正在生产援越物资，书包要多少有多少）等对方把刀子都掏出来了，才一声号令，每人从军书包里掣出两把菜刀冲杀过去。所谓刀大杀人多，对手顿时觉得武器上很自卑，失了气势掉头就跑。没想到爱国的老爸早就呼叫了支援，对手跑到汉江边，正好碰上了从3506总部赶来的“雄师”直属队。这三十多号近卫军是直属总部的王牌精锐，平日里统一训练，一水的彪形大汉，统一的蓝色工装服翻毛皮鞋。这身打扮今天不起眼，放在当年，换件绿上衣就可冒充空降兵，乃是总部战略预备队，随时可以进京勤王的干活。装备精良自是不必说，虽无冲锋枪配发，却也是藤盔长矛的专职的武卫队。这群人从水路赶来，一下轮渡就投入战斗，和追击而至的爱国他爸前后夹击，威震敌胆。 。。
英雄儿女（3）
“四人帮”倒台后，爱国的爸爸入党提干。爱国还在船舶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已在工厂挂职拿钱了。爱国得意地告诉我，现在这间房子就他一个人住，边说着边从身上掏出一张叠成四方块的信纸给老秋。老秋接过来展开，哈哈一笑，随即递给了我。我拿过信纸，上边只有寥寥几行字，写的是学校要开运动会，购买发令枪的证明。底下是船舶学校的大印，人名用的是假的。
爱国自己喝了一口水，说你们叫我办的事我都办妥了，说着起身从床底踢出两根细钢管递给我。我扔了一根给老秋，自己拿着一根研究。小钢管长约20个公分，仔细一看，居然还是两层，两根管子一根的内径和一根的外径相同，紧紧套住，两头对得并不整齐，内外两层各有深浅。我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把手里的管子递给了飞哥。飞哥接过管子就笑了，说你挺会想办法的。
爱国也笑了，说过年没找到车工，只有拿管子套了。管子上我抹了胶，结实得很。老秋看我不明白，指着管子告诉我，改发令枪的管，一定要在管子上车出弹底窝来，不然管子和挡板中间距离太大，弹壳会从屁股上炸开。我说那爱国这个办法挺好的，比直接在管子上车个窝省力。
中午我和老秋临走的时候，飞哥给老秋塞了一百块钱，老秋又问爱国拿了五十。爱国和老秋说，管子你先扔在这里，反正买了东西也得拿到汉钢来改。老秋想了想，就把包着钢管的报纸给扔在床下了，边扔边开玩笑说铁家伙带在身上，心里要踏实不少。
飞哥靠在床上也笑了，说你现在带着刀么，老秋拍拍腰，说带着捅你的那把杀猪刀。再看见赵二斌和陈万明，就用这把刀子捅回去。我想起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