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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
那年入冬，高中生楚建明经常从中学课堂上逃掉。翻过省一中的后山，就是一条四车道的马路。如果在山顶停留片刻踮脚远眺，就能看见山下两处停工的工地和远处江边漆着洗衣粉广告的电视塔。
车床厂子弟就站在山下马路旁的车站等他。
我就是楚建明。在省一中的那一年里，我喜欢逃学，站在学校后山上远眺。少年时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就像一架苏联产的望远镜，视野永远偏黄。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如果不想停留在简单的泛泛而谈上，那就得聊聊量子力学和瑞利散射。不过小时候的我想法简单——武汉的天泛黄，那一定是倒映的长江。
我和伙伴都是车床厂的子弟，每到夏天，兄弟们都会到江边玩水。无数个夏日的黄昏，我们穿着针织短裤，站在滚烫的水泥防波堤上，挥斥江风，脚踏夕晖，议论江湖新闻，某某厂的又把某某厂的揍了，某某头领的女人跟某某小白脸跑了，仿佛一生的活动范围都不会超出这几个街区。而雾气茫茫的长江两端，便是童年心中的最远处。
大人们讲，我们车床厂的前身是造火炮的，国民党时代，大概是为了方便运输，国内的军工厂全都布置在长江沿线，火炮生产线金贵，给安在了华中重镇武汉。后来大概是看战局不利，怕日本海军溯江而上把中国军工给一网打尽，便又慌里慌张组织人手在江阴沉船堵塞长江航道。
推想起来，这便是我们童年追溯时空的最远处了。江城边这个车床厂里，有一批老人来自长江下游的广阔乡间。国难当头，跑去金陵兵工厂学徒，解放战争里投诚过来，建国后内迁华中，还是干的老行当。小学同学蒋峰告诉我，他爷爷年轻时就在江阴常熟一带上班，本来混帮会收保护费，后来国难当头突然有了觉悟，那一带的黑社会拉了几个大队，和国军的特务大队（民间的各种忠义救国军混编）一起打鬼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黑社会也不例外，厂里放露天电影，只要是《沙家浜》，蒋峰就在台下拽着我们嘀嘀咕咕地说他爷爷认识胡司令。
几乎是在蒋峰学会吹牛的同时，同学李海洋就养成了跳起来接他嘴的习惯。他打击蒋峰的经典台词是，要不是老子的爷爷策反你爷爷，你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参加革命。
李海洋家是三代武汉土著，从上到下都有爱在口头上当人老子的习惯。他爷爷年轻时参加地下党，和一大批闲棋冷子一起打入了国军内部，渡江战役前夕，老爷子在江阴要塞的炮团里搞地下工作，策反国军，活人无数。后来百万雄师过大江，众多炮台不战而降，江阴要塞是千里天险崩溃的最东起点。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资讯不发达，电视报纸都没有，车床厂的兄弟们都擅长从自己的革命家谱里挖掘英雄崇拜，均以自己一门忠烈，有个杀敌无数的爷爷为荣。后来看多了小人书，眼界变得开阔，才知道江山代有才人出，除了本朝十大将帅之外，这世上可资做偶像的英雄豪杰非常多，除了有李元霸和岳飞，还有拿破仑和巴顿。
那时节我们熟读兵书战策，在单位图书室翻阅武术兵器杂志，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各色飞机大炮的彩图。我们了解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日本的90坦克，还能谈谈中东战争和沙漠风暴，唯独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兴趣全无。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只是运动会的口号。大人们都在私下敲打我们，说出国读书、下海挣钱才是硬道理。
90年代最初的那几年里，也正是武汉市，甚至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最快的几年，千万工矿企业改制，无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我们几乎是和这个华中重镇同时步入青春期。
1993年，我的伙伴们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收割，蒋峰和李海洋一帮子弟给划拉到厂子里的技校去混技术去了，我考进了省一中上高中。成绩中等偏下，念得心不在焉，整天惦记着和车床厂的伙伴们玩。这群兄弟讲义气，总聚在我学校后山下的一个小车站，等我从学校叛逃出来。每次看我笑嘻嘻地从山上一路跑下来，就有人扔给我一根希尔顿香烟。
扔出来的香烟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被我接住。我绕圈把在场的每一个人拍两下，然后搓搓冻红的双手，摸出一盒火柴点上——我那会儿抽烟没瘾，但兜里总揣着三两包火柴，作链条枪的弹药。我一般把火柴塞在我妈给织的毛线手套里，出门的时候总不大愿意戴手套，当着伙伴，表现自己不怕冷，溜出教室的时候，更是把夹克衫的拉链也解开了，一路从山坡跑下来，衣服里灌满了风。
“走吧。”
“去哪儿？”
“过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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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侦察记（1）
武汉过江的公共汽车，自我记事起，就是加长的巨龙型。我和兄弟们都爱坐在中间的转盘位置，可以像圆桌会议一样面对面吹牛，爷爷一辈乃是童年的主流偶像，在当时已因青春期的叛逆被弃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爹妈的剽悍故事。他们这一代虽没赶上战争年代，但是赶上了十年浩劫，从扁担条凳到冲锋枪手榴弹，各种等级的武装冲突频繁，上山下乡，战天斗地，其乐无穷；青春，热血，忠诚，一个也没少，吹起牛来，也有十足的本钱。
冬天的路上堆满了积雪，汽车喷着白气开到大桥上，轮胎外绑上了一圈链条防滑，轧上去哗啦哗啦直响。我指着窗边守桥的武警战士，说当年守桥的独立师是我爸的老部队，你们听过1967年的故事没，话说东海舰队的军舰从长江口开进来，黑云压城城欲摧。结果我还没来得及讲到伞兵进城，就给江面上传来的一声汽笛打断，给蒋峰趁机抢过话茬说他的段子，他指着雾气弥漫的长江，遥想当年他爸的渡江历险记。话说1967年夏天横渡长江活动，无数大好青年在江心遇害，唯有他蒋峰老爸神勇剽悍，在敌人的水鬼阵中杀出一条血路，侥幸逃生，这才没耽误后来有了蒋峰。
蒋峰一家三代单传，爷爷黑帮出身，后来虽然投诚，可最终也没能入党。儿子和媳妇乃是武汉最早的一批知青，1968年溯江而上，少年入川。
根据蒋峰后来多次的描述，那次遥远的旅行已经渐渐被我们每个人熟知。遥想当年，上百号第一次出远门的武汉知青在枝江码头下船休整，和沿着长江顺流下放的宜昌知青因为放行李的地皮问题起了纠纷。宜昌青年出门都带有解放前地主家看家护院用的马刀一类凶器，从棉絮里一抽出来就开打。这些兵器本来是考虑带着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没想到在家门口六十公里就派上了用场，所以说，上帝的审判总比想象的来得早，所以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武汉知青没称手的兵器，打起来就吃了不少亏。后来多亏枝江码头搬运队的工人阶级扛着大扁担过来了，一个个虎背熊腰站在码头喊话，谁再动手就一人一扁担。这群猛人长期干体力活，特别壮，有几个知青不听话，给锤了几下就消停了。蒋峰的老爸在这场战斗中因为表现积极，被人砍中耳朵，后来电视里有了黑猫警长，小蒋峰不懂事，就管他爸叫“一只耳”。再往后，蒋峰长大了，谁叫他老爸一只耳他和谁急。而且少年蒋峰吸取了当年他爸打架吃亏的教训，出门的时候总在口袋里揣一把水果刀，在外和人一语不合，眉毛一横手就往口袋里抄，乃是车床厂子弟里公认的狠角色，江湖人称“蒋疯子”。
1993年底的那个上午，我们在航空路天桥下了车，武汉的冬天冷得别致，过了早上的上班高峰期，街面上人就不多了，路边的早点摊也开始纷纷撤走，只留下灰色的邮局大楼下两个卖茶叶蛋的老头盯着我们看。我们都没经济来源，烟都得互相蹭着抽，大家都假装没看见老头的企盼，原地跺脚取暖，蒋疯子牵头围攻带路的李海洋把大家带进了埋伏圈，受欺骗的群众也纷纷要求李某人去买吃的赔偿精神损失。
李海洋原本联络好了汉口的几个朋友在天桥下碰头，然后一起逛街。结果对方没来，为了平息伙伴的怒火，他主动提出到前边的卫生学校去找两个女孩儿出来聊聊。
渡江侦察记（2）
这是种奇妙的心态，一个人的时候和女孩说句话都会感到不自在的家伙，和一群坏小子在一起，取个三流电影里恶俗的帮会名称，最好再配置一位作恶多端，有着牢狱经历的“老大”，就会变成一个无所顾忌的恶棍，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
我记得很清楚，就从那一年的年中，社会上开始屡屡传闻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