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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密。数学老师正在家里暴跳如雷，知道是我干的后，扬言要把我塞到茅坑里淹死，不淹死也行，但起码每天要扇五十个耳光，方能解他心头之恨。按照我那时候的纯良想法，杀人抵命，做坏事就要受惩罚，所以数学老师要把我淹死，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但要把我塞到茅坑里淹死，那我就有些意见。我有个小伙伴在小城郊区玩耍时，不慎掉进了农民的蓄粪池，捞起来时已经没气了，浑身臭气熏天，耳朵嘴巴里还有蛆爬出爬进，一幅为革命辛勤忙碌的样子，许多人看了后呕吐不止，我也吐了三个小时，两天没能吃下饭。我虽然不是乖孩子，但还不至于坏到因为我的死让人不吃饭。说到扇耳光，我就更不能接受，别说每天扇五十个，就是五个，我也会彻底熄火，班上有个男生被数学老师只扇了一下，三颗牙齿就没有了，世界上最厉害的牙医估计也没有他技能过硬，他要是每天扇我五十下，那小命肯定扇没了，与其被活活打死，倒不如直接丢河里淹死算了。综合以上种种顾虑，我好几个月都不敢上学，小学生涯戛然而止。
历经这些老师的摧残，我再也不好意思去喜欢老师，讨厌上学也就正常；当然，老师经过我的摧残，想喜欢我也不可能，关于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到了上中学，要不是我父亲每天拿着一把五股钢叉逼我去学校，我早辍学逍遥去了。也亏他耐力好，意志力强，居然拿着钢叉风雨无阻陪了我几年，一看到我有反抗的苗头，他就在一块石头上磨钢叉，等我中学毕业后，那把钢叉只剩下五根细针了，几乎可以做针灸用，这说明我曾经有过多次暴动的迹象。
我的中学老师倒没有拿钢叉逼我，他们一直为用什么词语给我定位伤透脑筋，他们先后给我定位过不良少年、问题学生、差生、调皮鬼、小流氓、社会残渣、人类余孽，但这些词语都不足以恰如其分入木三分将我定死。开始老师们称我“不良少年”，但他们随后发现我还有一点爱心，一次给“希望工程”捐了二十元的早点钱，还有一次扶老奶奶过了马路，更有一次把一个没有修炼成型的小混混打跑了。老师们探讨了一阵，决定给我有条件地*，把我升格为“差生”。我被定位成“差生”的日子最长，历时四年，在这几年里，我有几次像癫痫病发作一样，突然把成绩窜到年级前三十名（我们年级几百人，这样的发作平均一年一次），正当老师们欢欣鼓舞，准备给我正常身份待遇时，我又回归传统，让成绩在后三十名中闲庭信步。我的上窜下跳让老师们痛不欲生，他们也因此对我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定位战”，经常吵得面红耳赤。一天清晨，某女老师一到办公室就大声嚷道：“我昨晚兴奋得一夜没睡。”马上男老师女老师都不怀好意地问：“是不是老公把你伺候得太好了？”女老师先表示出几毫米的娇羞，说男老师死不正经，说女老师整天想那破事，然后说她经过一夜的推敲，觉得给我定位成“调皮鬼”比较合适。众人听了一致讥笑女老师过于善良柔弱，说这样美好的词汇根本不能用在我身上，只有那些不很听话、但又有点聪明可爱的学生才能称之为“调皮鬼”。很显然，我不听话是事实，但一点都不可爱，虽然我偶尔也会把成绩窜进前三十名，勉强能称为聪明，但谁又知道那不是瞎猫子碰到了死老鼠？
后来我有幸成为了学校浩浩荡荡初恋大军中的一员，本来我不准备列席这种活动，但大家都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说如果不在中学生活结束之前来一场初恋，那人生简直是白活了，老了想回忆一下青春都找不到支点。我不由有些紧张，怕把青春支点弄丢了，于是在校园溜达了几圈，发现一个女生还不错，比较适合做初恋对象，便郑重向她发出邀请，结果她答应得比江湖豪客还爽快，搞得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原来那段日子她也正在为青春与支点的命题忧心忡忡。那天我的初恋在校园里碰到了我，先八股文一般向我畅谈人活着应该有理想，接着鹦鹉学舌对我阐释了考大学的意义，然后又像傻大姐一样说我是最棒的，她对我充满信心，最后我的初恋总结陈词，说我今后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就在此一搏了。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第一次发现她嘴皮子上下开合的样子别样动人，我瞅了瞅四周没人，便拉着她强行索吻；但我的初恋对爱情之理解天生内存不足，反应迟钝，以为爱情只是说说话牵牵手而已，在那里拼死抵抗。我的班主任正好经过，看到了我和初恋拉拉扯扯，以为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非礼女生，大喝一声“抓流氓”，然后向我扑来。我倒没什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的初恋则魂飞九天，一下子跑得没了踪影。班主任气势汹汹地问道：
“坦白交代，你刚才在干什么？”
“你又不是没看到，骚扰女生而已。”我满不在乎。
“这还了得！”班主任气得浑身直抖索，嘴里反复说着。
就这样，我成了臭名昭著的“小流氓”。我的初恋颇为仗义，说要为我洗刷污名，但我浩然正气拒绝了，作为对我受伤心灵的补偿，那天晚上她把我嘴巴咬成了唐老鸭。自从“小流氓”称号让我黄袍加身后，我的成绩再也没有像癫痫病发作那样到处乱窜，老老实实呆在后三十名内从一而终，与二十九位难兄难妹白头偕老，客死在成绩排行榜上。与此同时，伴随“小流氓”衍生出来的一些称号也陆续问世，诸如“社会残渣”“人类余孽”等，不一而足。
我能考上大学，还是重点大学，完全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我的中学老师得知我考上大学后，用沙盘推演的方式，分析出我能上大学的五种可能：
1。我是请人代考的；
2。我考试作弊，偷看别人的；
3。考试分数弄错了；
4。录取通知书被调包；
5。我家上头有当大官的，我是走后门上的大学。
以前我还辩解一下，说我的成绩白纸黑字，在那里明明白白，证据确凿。但不管我怎么辩解，我的中学老师还是表示不屑。现在我成了一头猪，也有了一些做猪的心得，根据猪的智慧，凡事说得越模糊越好，或者根本就不用去说，回想我过去的解释，简直是吃饱了撑的，既然我的中学老师说有五种可能，那就让他们去五种好了。
让人不解的是，我父亲对我考上大学更觉得不可思议，他也给我列出了五种可能：
1。阅卷子的老师神经病发作了；
2。考试分数弄错了；
3。我家祖坟在冒青烟；
4。我是文曲星转世；
5。我的确是个聪明孩子。
中学老师和我父亲列出的“可能”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考试分数弄错了，这说明他们英雄所见略同；不同的地方是，中学老师没有认为我是文曲星转世，也没有认为我家祖坟在冒青烟，我的中学老师都是文化人，他们当然不会像我父亲那样，说出这种愚昧可笑的话，更不会说“阅卷老师神经病发作”之类的无知混帐话。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学老师高估了我家“上头”，说我走了后门，关于这一点，我父亲最有发言权。我父亲一辈子见过最大的官，是他们水电站的站长，按级别来算，充其量是个大腿级领导，这还是他利用工作之便见到的，次数倒是不少。为了打破记录见到更大的官，有一次他守在县府门口，想目睹一下县长的尊容。县长的车出来了，我父亲屁癫屁癫追上去，这时县长从车窗探出脑袋，突然把一口痰从喉管里隆重推介出来，正好啪到了我父亲脚下，阻止了他前进的步伐。我父亲是个死心眼，既然他为破记录有备而来，不见县长一面是不会罢休的，所以县长这口痰比及时雨还及时，否则，我父亲跟着车子不知要追到哪里去，他要是跑得几天不见踪影，搞不好还要为他登寻人启事，怪麻烦的。我父亲终于打破了记录，县长从车窗探出脑袋时的惊鸿一瞥，定格成他一生中最为满足的回忆；而县长那口咕噜咕噜颤抖的浓痰，也让我父亲明白了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不管多大的人物，都要拉屎撒尿吐痰。
对于中学老师列出的五种可能，我觉得有侮辱我的嫌疑，不想再去理会。我父亲列出的五种可能，则需要再解释一下，我父亲觉得第一种可能性占90％，第二种可能性占，第三、四、五种可能性共占。相对我的中学老师，我父亲没有说我考试作弊或者请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