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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型歌会的阵势，事前没有做充分心理准备的我，有些傻眼了。
漫长的20秒钟（2）
现场导演在台下焦急地比划着，他用两手在面前不停地画圈，这是提醒我加快速度，或做像抻面似的延伸，这是让我拉长采访时间，放慢速度。可因为我不懂这些手势，只能一概视而不见。最后结束的时候，三地的演员要一起说再见了，可香港方面的演员都已离去，空出20秒钟，巨大的舞台上只有我一个人，在热烈奔放的音乐声中，导演在台下大喊一声：“跳吧！”
直播中没有语言的20秒感觉很漫长。东京、曼谷已经和观众说再见了，我还在台上手舞足蹈地跳着。边跳边想，幸亏在《摇滚青年》中接受过舞蹈训练，今天总算派上用场了。心里美滋滋的，觉得是自己救了场。
下了台，金吉导演彬彬有礼地说了一声：“你辛苦了。”
等我回到日本，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金吉导演找到我的经纪人山崎，直接表达了对我表现的不满。这个节目每期都是5000万日币制作费用，是相当规模的投入。他认为我目前做这种大型直播，语言还没有过关，身心状态拘谨，如果不能马上调整改进，恐怕承担不了这项重任。
煮熟的鸭子怎么能让它飞了呢？山崎急了，跟我谈了整整一天，对着录像一个镜头一个镜头逐项剖析我的失误。我更急，心里知道要不是吉议先生的欣赏和坚持，自己可能已经被炒鱿鱼了。
山崎为我请来老师，把我现场主持时说过的话全部写下来，一句一句地纠正我的发音和语态。老师还扮演不同的采访对象，让我虚拟采访，训练现场语言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在强大的工作压力下，这种突击培训使我的语言有了又一次质的飞跃。
这种压力是良性的，逼着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主持技巧就是这样磨出来的，日语也是在这样的摸爬滚打中练出来的。公司很怕打压了我的自信，一开始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我的问题，后来就很少批评了。他们更重视鼓励个性的东西跳跃出来。经纪人的能力，是将艺人的喜怒哀乐自主地调动出来，勾着你往前走。
两个星期后，《Asia
Live》在上海的外滩做现场直播。因为一场大雨，不得不临时将场地改在室内演播大厅，台本全变了，但我已经基本能从容面对、应付自如了。连金吉导演都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快就像变了一个人！？
我的生活开始起飞了：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扫厕所的女孩当上了代表NHK的主持人。我常想起那位在厕所里给我饭团的阔太太。如果有一天她在电视里看见了我，是否还能认出就是当年那个闯了祸，日语说得结结巴巴的小女孩呢？
“你是来报仇的吗？”
NHK的收视率越来越高，经过几个月的磨炼，我已经完全能胜任直播节目了。而且越是直播，我的状态越轻松、越兴奋。终于有一天，我盼来了在家乡北京举办《亚洲歌坛》。
但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从前期开始，中日合作就出现了创作分歧。因为是直播，NHK方面习惯了有板有眼的设计，而中央电视台编导则希望随意性更大一些。日本很重视每个细节，尤其是这样一个大投资的节目。金吉坚持说，每个环节都需要在导演的控制之中，即使很多看似随意的东西，也都应该是设计出来的。
双方争执时，我夹在其中，左右为难，不敢说话。我的身份特殊，明明是个中国人；但现在代表的是日本最有影响的电视台——NHK，如果倾向中方，从职业角度看是不合适的；
但如果倾向日方，为日方说话，哎呀！想都不敢想。所以我选择了沉默不语，独自一人，坐在演播室外面的长椅上看台本。这时，一个人走了过去，不时地回头看我，又折过来：“你是朱迅吗？”
我一下子叫起来：“李斌哥哥！”
“你回来了，真的是你呀！”
李斌哥哥好高兴。
我和李斌哥哥相识在《摇滚青年》剧组。现在他是央视青少部摄像组的负责人。回来之后，我终于痛痛快快地说了几句中文。憋死我了！
同央视第一次合作，中方的主持人是朱军。我们配合得很好，整台晚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日方导演满意地松了口气，打着胜利的手势给我。庆功宴上，不打不相识的双方一起举杯庆贺。
席间，只听央视的一个剧务悄悄对朱军说：“日本侵略咱们的时候干了那么多坏事，和你一起主持的日本女孩儿看着还挺顺眼，抽时间把她‘办’了？”
我听着，直想乐。同朱军是第一次合作，他给我的印象是个机敏、坦率，现场把握能力强的主持人。
朱军端起酒，一脸的笑容，他用刚学来的日语做自我介绍：
“我叫朱军，请多关照！”
我耐心地听他说完，“你是来报仇的吗？”
我微笑。
朱军吓了一跳，看我的神态就知道他们的玩笑话被我听到了。
“你懂中文？”
朱军有些不好意思。
漫长的20秒钟（3）
我小声对他说：“我是中国人！是新华社子弟。爸妈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俩一起大笑，“好呀，原来是自己人。”
日本人一高兴，喝酒就过量。宴会结束，酩酊大醉的日本导演上了出租车。我刚想跟进去，中央台的同行拉了我一下，关上了车门，冲司机说，“走吧！”
司机疑惑地问：“这人要去哪儿呀？”
“拉着他在三环上转，什么时候酒醒了，再回梅地亚饭店。”
中央台距离梅地亚还不到500米。
就在那一晚我最后一次见到陶金
就在那一晚；我在梅地亚的咖啡厅里最后一次见到了陶金，他比以前还要瘦。“真是眼看着你长大了。”
他以前从不喝酒，今天似乎已经有些微醉，端咖啡的手一直在抖。“你身体还好吧？”
我盯着越抖越厉害的杯子。“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小孩，你记住两个字：‘珍惜’！”
过了数月；当我再去上海做《亚洲歌坛》时，东方台的主持人曹可凡说：
“陶金病了。”
我很想去看他，但拨了很多次电话，都是关机。当我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报上说；才华横溢的陶金；身患绝症，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不信！至今不愿相信！
两年后，《亚洲歌坛》也随着吉议先生的突然病逝而暂告结束。
2002年，为庆祝中日友好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两国合作大型综艺晚会《中日友好之夜》在NHK演播剧场举行。双方阵容强大，都派出了两国的顶尖歌手。中方有那英，孙楠，王菲，郭富城；日方的歌手有谷村新司（《星》的作者），五轮真弓，滨崎步。另外还有中国昆曲和日本歌舞伎的首次合作，中国的金奖节目《肩上芭蕾》与日本芭蕾舞团的合作等等。
再一次回日本，再一次站在这个熟悉的大舞台上，这里曾经是我的起点。10年后，我作为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回到这里。当采访完毕，晚会圆满结束时，在日本的NHK演播大厅的舞台中央，面对起立鼓掌的观众，我深深地一鞠躬，真心感谢！感谢这片土地给我的一切，感谢它给我痛，我的泪，我的欢笑，我的幸福。
这里才是真正竞争得你死我活的日本艺能圈
在NHK工作期间，我半工半读，顺利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开始攻读研究生。就在这时，经纪人告诉我，现在已经打好了基础，应该向“民放”电视台进军了。“民放”就是日本民间放送电视台，而NHK的地位如同中央电视台一样，节目的知识性强，台风较为严谨，资金来源是国家预算拨款和观众交纳的视听费。“民放”则不同，它主要是靠广告收入来维持生计的，所以收视率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进了民放才知道自己实在是“太嫩”了！这里才是真正的竞争得你死我活的日本艺能圈。与中国的文艺界相比，日本艺能圈更讲究长幼尊卑，等级分明。每个“大腕”在节目中都有非常强的表现欲，很讲排场。在这个礼数要求极严的圈子里，我又一次以“外国人”
这一独特的身份胡打莽撞地闯了进去。
首先SKY为我接了一档日本电视台新推出的体验亚洲风情的节目《亚洲观》。3个人搭档，与我合作的是日本最当红的组合SMAP的成员——香取慎吾以及另类摇滚歌手，已经年过50的泉。因为泉比我们大很多，所以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