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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的中韩之战（2）
这时，上课铃响了，班主任老师小柳先生走进来。他身材不高，40岁左右，小眼睛，戴着一副圆眼镜。小柳上课的时候非常严厉，一进来看见教室七扭八歪的桌椅和剑拔弩张的双方阵营，他却异常平静。我们的日语都还不是特别好，激动起来还不知道怎样表达，争抢着说经过，讲理由。金在班上日语最好，平时和小柳的关系也很铁，下了课经常一起吃个饭、喝杯酒什么的。他抢先说，中国同学不仅在教室里说汉语，而且还好多人联合起来要打他。
小柳马上了解了大概情况，他先请另外一位老师将淑文送进医院。她的眼睛在推打中被隐型眼镜划伤，身上也有多处淤伤。淑文的父母闻讯马上从台湾赶来，他们原本就不赞成女儿留学，来学校理论了两次，不久就带着淑文回了台湾。
韩国人和日本人关系微妙
金被停课了一个星期，继续若无其事地回到教室来上课。大家对这样轻的处罚颇为不满，认为老师故意偏袒。民族情绪在逐渐升温。除了韩国女孩外，班上没有一个人跟金说话，学生们对小柳也很冷淡。有几个人甚至在暗中商量着要不要用罢课的方式要求学校开除金。可马上面临大学入学考试，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得回国。很多人不愿拿自己的前途打抱不平。教室里的冷战状态一直持续了两个星期。直到金被迫调离A班才算作罢。
事件平息了，一切恢复了常态。但人们的心中却难以平静。在这个特殊事件里，从点点滴滴的细节中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性格。其中感触颇深的是韩国人之间的抱团，在危急状态下几个女生用自己身体拦住众人，保护同胞，体现出超强的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从这一点来看是值得佩服的。
自从见识了金的拳头，遇到韩国人我总是退避三舍，生怕不知何时又会惹恼他们。直到很多年后，在山手线上发生的一幕惨剧才改变了我对韩国人的印象。那是一起很严重的人身伤亡事件，山手线撞死了人。一天晚上19点20分左右，这是下班最拥挤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在车站的小卖店里买了瓶酒，他喝着喝着不小心失足摔落到了站台下，一个26岁的韩国留学生跳下去相救，两人不幸都被呼啸而来的电车撞死了，这个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哗然。
据周围的人介绍，这位韩国留学生英俊潇洒，为人直率、坦诚。在东京的新宿、新大久保等地，韩国人和日本人关系微妙，但这个韩国留学生在危急时刻见义勇为的壮举，让人们开始反思。一个外国人不顾自己年轻的生命去救助一个日本人，很多媒体从人性的角度开始分析，觉得韩国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日本人对韩国人的态度也大有改善。
被撞死的日本人一直和他的老母亲相依为命，看来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英俊的韩国青年的出现，他这个平凡人的死，似乎被忽略了很多。老母亲也只是剩下一句话：“这就是命吧。”
对我来说日本的夜总是太短
考试就在眼前。打工照常进行。
京滨东北线的列车呼啸着进站了。飞速掠过的车厢冲断了我停留在白雪上的视线。上车，末班车的车厢里总是弥漫着令人作呕的酒气。
我很累，但思维却痛苦地清醒着，它不肯睡。
要考试了。电车锃亮的玻璃上映出我困倦的脸。在日本很少有“漫漫长夜”的感觉。对我来说，长夜总是太短，打工回来，仅仅是一个部分的结束，接着是另一个部分的开始。“今天的作业是……”
一瞬间，突然没了知觉和记忆，只是下意识的反应：手紧紧握住吊环，不让自己摔倒。这样短暂的休克已经有几次了。清醒之后，我模糊地安慰自己，没事，能多睡点觉就好了。
1991年10月，我通过了日本文部省日语验定的最高级“一级”考试——有资格考大学了。
我闻到了自己伤口腐烂的气味
我躺到了一家私人小医院的手术台上
手里攥着医院的诊断书，头上挂着吓出的汗。
刚才医生说得很肯定，这个病不能等，最好马上做手术。术后再做切片化验，但愿不是恶性的。
为什么会得血管瘤？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太累了，也可能是长期心情压抑，憋的。马上回国吗？不行，半途而废，如何见江东父老。马上在这里开刀，继续学业？摸摸自己的口袋，这一年来，一小时、一小时攒出来的辛苦钱刚够交大学的入学金和上半年学费。
咬咬牙，我躺到了一家私人小医院的手术台上。贪便宜的结果是手术失败，坏东西没全拿干净。不幸中的万幸，切片的结果是良性，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我第二次从日本红十字医院的手术室被推出来前，医生带着血手套，掌心托着一块鸽蛋大的石头和一串小石头给我看，“刚取出来的，放心吧。”半昏迷中，我只记得那块石头粉红色、半透明、很好看。
医生将他们放入铁盘时，“当啷”一声很清脆。我心里也石头落地。
回到病房，麻醉药性过后，我疼得死去活来。心里哭喊着：“姥姥，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但病房里灯光昏暗，周围一个亲人也没有，姐姐和朋友度假去了。陪伴我的只有透过窗帘射进来的温柔月光。我一动也不能动，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迷迷糊糊地望着天花板，我疼得睡不着。即使不疼我也睡不着，在这儿住一晚上要花多少钱呀！两次手术费几十万转眼就没了。大学的学费怎么办？我的大脑还在计算着各项费用，快算出结果的时候，又迷糊了。放弃吧，两行泪滑到枕头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吗？”我突然感到很饿，饿得发慌，更想姥姥，想她做的好吃的饭菜。她知道我生病，一定会亲手炖好浓浓的乌骨鸡汤，喂给我吃。来日本这一年，别说乌骨鸡了，就连一只完整的鸡都没见着，超市里都把鸡分成各个部位，洗得白白净净的摆在货架上，哪有国内的农贸市场里被人追得满街跑的鸡来得美味。那一夜迷迷糊糊中，我回到了北京，看见了姥姥……
禁不住我的一再恳求，医生只好让我提前出院回家静卧。妈妈偷偷跑出来看我，她看着仰面平躺的小女儿，心疼得不知所措。握着我的手，妈妈眼睛里带着歉意。我挤出笑容给她，“没事的，放心吧！”妈妈给我带来一个大西瓜，2000日元买的，用光了她一个半月的津贴。对我们来说，在日本吃西瓜是件奢侈的事儿。妈妈把西瓜切开，放半个在我的床头，里面叉上一把勺子，“饿的时候自己挖着吃。”按当时的纪律，妈妈只能马上返回分社。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真想拦住她，“再多陪我一会儿，好吗？妈妈……”
每天晚上我自己都可以闻到伤口糜烂发臭的气味
等我能站起来去学校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国立大学的考期。还好，在动手术前，我已经通过了一所私立大学的考试。私立大学需要每年120万的学费，为了挣到这笔钱，第二次手术后刚刚出院，我就又开始打工。
这天，餐馆里客人出奇的多。
我的身体还很虚弱，走了两趟，头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脚像踩在棉絮上，似乎没有落地，我很怕自己脚步不稳，摔了托盘，肩膀和胳膊一起用力死死地擎着托盘。随着我一趟一趟地走来端去，感觉盘子的重力一点点地集中压在了刀口的位置。我头上的汗珠开始大滴大滴地往下淌。这时的伤口像撒盐一样钻心地疼。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会让我丢掉饭碗。别人会同情你，但没人会原谅一个拿钱却不能做事的人。我必须带着微笑面对每位客人，做出轻松热情的样子。
回到家，手已经疼得抬不起来了。姐姐帮我脱掉外衣，她惊叫起来，纱布上已经浸透了血水，当她把纱布一层层地揭去，看到原来缝合已经长肉的伤口，竟然像两片翻开的嘴唇，伤口撕裂了。她流着眼泪为我消毒，贴上新的纱布，我用牙咬着惨白的下唇，疼得冷汗直冒。到医院重新做了缝合。
挣不够学费，我就只能放弃学业，打道回府。我不能这样走！没脸这样回去！第二天晚上我又去餐馆，继续端我的盘子。虽笑脸迎人，但手中的托盘却重似千斤。强体力劳动使伤口无法愈合，血水、脓水和纱布粘在一起，每天晚上回家，姐姐帮我处理化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