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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当然不会不引起说不得，周颠等教中元老的警觉，在驱除野蛮人，统一中国的崇高名义下，他们不得不一再做出妥协，但在国号问题上，他们停止了让步，并威胁要举行兵谏。朱元璋手下的将士们，尽管已经日益成为新的统治利益集团而淡漠了弥赛亚主义的信念，但仍然希望新的国号能够反映他们当年的梦想。他们说服了朱元璋，“大明”的含义和他的姓氏正相匹配：据说火神祝融的一个名字就叫做“朱明”。最后，儒生集团也同意了这个国号，因为他们在儒家经典中为之找到了依据。在最古老的儒家文献《诗歌书》中，有一篇就叫做《大明》：“下面是光明的，而上面是显赫的……上帝注视着下界，而诫命已经下达……伟大的武王啊，消灭了强大的商朝，在一个明亮的早晨。”
但除了国号之外，朱元璋不愿意再保留任何明教的痕迹。在他着名的即位诏书和北伐檄文中没有体现明教的教义。而在后来的官方历史书写中，朱元璋及其政权及明教组织的关系也被小心翼翼地描述为暂时的屈从和相互利用。更加戏剧性的是，朱元璋在即位后第三年下诏禁止一切“旁门左道”：白莲宗，弥勒宗和天鹰教等明教支派都被当作荒诞的异端邪说遭到禁止。尽管朱元璋竭力和明教拉开距离，但是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说：“朱元璋，不管其承认与否，骨子里都是一个明教徒。即使在他放弃明教信仰后很久，他的许多残酷的政治举措仍然要从早年的宗教生活中找到原因。他对人民行为控制的严厉，对官员贪腐的恐怖惩处，对臣僚绝对忠诚的要求，对奢华生活方式的摈弃，无不渗透着明教教义的影响。他一生都在为了缔造一个纯洁的光明世界而奋斗。这使得他所统治的时代比起之前和之后的许多时代都更为怪异地远离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明教史研究》，剑桥，1998，第45页）在68年的北伐攻势后，乌哈噶图汗和他的朝廷仓促地退守漠北，但是仍然宣称自己是全中国的皇帝。这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愤怒，他急不可耐地命令史官修撰了《元史》，并送给乌哈噶图汗“恭顺的皇帝”这样一个侮辱性的称号。与此同时，统一中国的战争仍在继续着。元帝国的残部并未像朱元璋所设想的那样恭顺归降，在扩廓的几次反击下，它幸存了下来，并历经种种变迁一直保存到十七世纪，才臣服在满洲征服者的脚下。但除此之外，中国的其他部分都顺利地并入明帝国的版图，只有在攻打四川的明夏政权时，遭到了一些阻力。
在明玉珍死后，他的儿子明升继任为有名无实的明教教主，并拒绝了朱元璋招降的建议。
1371年五月，朱元璋派遣傅友德从陕西直捣成都，与此同时，廖永忠从扬子江率舰队进攻重庆。他们遭到最后一批虔诚明教徒的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但最后，明升和他的教众们向重庆江面的廖永忠舰队投降。廖永忠的过分得意让他做出了皇帝所未曾料想的举动，他狂妄地宣布明教就此终结，并吐露了十三年前朱元璋杀害张无忌的秘密。这个惊人的消息，尽管已经失去了时效性，仍然迅速传播开来。虽然在十三年后，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新皇帝的权威。但将士们仍然对皇帝曾经犯下的罪行感到不安。朱元璋当然矢口否认这一切，他处死了吐露机密的廖永忠，并安抚其他的将军们，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此后十多年中以各种罪名被杀害。四散人也遭到了清洗而纷纷离开南京，不知所踪。据说说不得曾经在皇宫墙外留下一首意味深长的讽刺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
张三丰本人已经在1369年去世，在他死前，终于看到了蒙古人被驱逐出中国本土。但他的继承者现在被另一个问题所困扰。1373年，俞莲舟和一批武当的武术家们闯入南京的皇宫，再一次和朱元璋会面。武当方面要求朱元璋就张无忌之死做出解释，否则就要杀死他。
朱元璋没有解释，而是写下了一个奇怪的短语：“天下”（Under Sky）。武术家们沉默了片刻，随即离开了皇宫。第二年，俞莲舟宣布退休，将掌门的职位传给了俞岱岩的学生谷虚子，这标志着武当成为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出世门派。新上台的武当领导人和张无忌之间关系已经极为疏远，不可能再为他报仇。在剩下的三个世纪中，武当和南京与北京的帝国政府之间，保持了长久的和平状态。
如果武当曾经对朱元璋进行报复的话，唯一的报复则发生在十五世纪初的靖难战争时期，朱元璋的孙子建文皇帝——他对于祖父发家的事迹并不熟悉——在战争濒临失败时向武当求助。武当拒绝了他。此后，作为胜利者的朱棣出于对武当的感激或愧疚，在武当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道观。武当与明皇室自此后变得相当友好，以至于在清朝取代明朝后，武当成为地下抵抗组织的重要力量之一。
但对于感到被欺骗的明教徒来说，没有什么约束能够阻止他们向篡位者复仇。在朱元璋宣布禁止明教后，大大小小的“明王”再度兴起，要推翻虚伪的明朝，重新建立真正的光明世界。然而旷日持久的反元战争已经耗尽了民众对起义的兴趣，他们渴望安定的环境。这些小规模的暴动很快被扑灭。在明教与重新稳定下来的江湖主导势力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十四世纪中期的携手合作就被遗忘，明教的残余再度被视为邪恶的“魔教”
而遭到憎恨。
在明升以后，明教教主的传承已经中断。但在1420年，一个女子唐赛儿自称明教“圣女”，在山东发动起义。这可能是波斯总教企图在中国重振明教的努力。这次起义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但仍然归于失败。尽管如此，唐赛儿成功地转移到了河北，并建立了明教的新总部黑木崖。此后，明教的这一分支以日月神教的名称进行活动，并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与之抗衡的，主要并不是明朝政府，而是武当和少林为主导的新江湖秩序。在明朝建立后，无论是支持陈友谅的峨嵋派或是支持李思齐的华山派，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长期的衰落。
而明朝从未有效地统治东突厥斯坦，昆仑山成为东察合台汗国和西藏诸王朝的辖区，和中国本部的联系逐渐中断，这也导致了昆仑派的衰亡。只有其中在内地活动的一部分才保留了昆仑的名号，但却不再具有其根据地。崆峒派仍然存在着，却显然不具有和一流门派并列的实力。唯有源远流长的少林和蒸蒸日上的武当仍然保持着强盛，经过十四世纪长达四五十年的较量，终于达到了战略平衡，一同在广阔的江湖世界中分享霸权，直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
通常以“倚天屠龙时代”命名的十四世纪中期，是武侠史上上最意义深远也最令人惊奇的时代之一。在上个世纪的“五绝”体系终结后，争夺倚天剑和屠龙刀的斗争，反映了在一个混乱时代追求秩序的精神需求，最终各种野心和力量在博弈中找到了方向：这不仅意味着江湖世界以门派政治的形式达成了长达几百年的稳定秩序，也意味着蒙古帝国的毁灭和新中华帝国的诞生。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只有在下一个王朝兴替的过程中才出现了可以与之相比拟的江湖运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