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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瘫痪使得这些新增的力量被一些中低级将领所吸收，成为其私人军队，而并未被充分整合到明教母体中。光明顶战役在此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在以庄铮为代表的大批忠于光明顶的老一代领导人纷纷战死后，五行旗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权力真空，这一权力真空很快被朱元璋、常遇春等留守东方的低级将领所占领。在之前十多年中发展起来的大批中低层教众越来越多地成为这些半独立的军阀们的私家军队。虽然他们有时仍然打着金木水火土的旗号，但无论从军事作战的实际需要来看，还是从政治关系的实质变化来看，五行旗作为明教主体的军事组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明教的指挥层越来越难以再用五行旗的旧统属关系对此加以束缚，因此不得不一方面赋予这些脱胎自五行旗的军事力量以相对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为了加强总部的权威而将五行旗的一部分精兵重新编制后归于总部直辖——事实上被杨逍所控制。
明教的领导层当然不可能放任地方势力坐大而无所约束。事实上，这次会议与其说是——如金庸等许多传统史学家所误解的那样——旨在“发动”反元起义，不如说是试图对已经存在多年的起义力量加以约束和控制。譬如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已经在颖州起义，徐寿辉在湖北蕲春起义；第二年，郭子兴和孙德崖在濠州起义，人们所熟悉的朱元璋及其开国将帅就是在此时加入了明教起义军，并在郭子兴病逝后掌握了濠州大权。这些起义发生在光明顶权威极度衰落的时期，因此丝毫也不受光明顶的控制。一些起义者甚至无法无天到了自封帝王的程度：韩山童给自己加上了“明王”的头衔，徐寿辉也自称为皇帝。瘫痪的光明顶只能对此装聋作哑。但在新的最高权力树立后，对这些危险的倾向加以整肃就成为明教整合自身首要的任务。蝴蝶谷会议明确要求僭越者废除帝王号，服从由总部特派的五散人的指挥。对于大多数底层教众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如果全国各地的起义军能在一个权力中枢的调派下协同、应援，推翻帝国统治的几率无疑要增加很多。但对于那些手掌兵权，自称皇帝王公的地方军阀来说，这一看似温和的命令所蕴含的信息就不那么令人欢迎了。很快，他们将会发动反击。在弥赛亚主义的狂热下，一切现实的算计都会暂时让位于“克里斯玛”权威所带来的美好憧憬，但当宗教的热潮退去，权力斗争的冷酷逻辑又会像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将这个曾经的理想共同体再度撕得四分五裂。
蝴蝶谷会议后不久，张无忌主持了对六大派的营救行动。感谢明教发达的情报系统，六大派武术家在汗八里被秘密囚禁的信息很快就被报告给张无忌。在蝴蝶谷会议后，他立即率杨逍和韦一笑前往汗八里。在那里，这个出生在白令海上、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乡野和山林间渡过的青年第一次见识到了这个时代的世界之都，也是有史以来最繁荣的都城之一，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成为它的新主人。
六大派的武术家们被囚禁在西郊万安寺（今北京白塔寺）的塔楼中。这座皇家寺院约由三千间房屋组成，是1271年，忽必烈大汗在定国号为“元”的时候专门建立的，近一个世纪中，几乎每位大汗都会来到这里，向佛陀献上他们的祈祷。塔楼共有十三层，高达150英尺，几乎可以俯视全城。这座西藏僧侣主持的寺院是蒙古帝国最重要的圣地之一，收藏着帝国从世界各个角落搜罗来的珍宝。对于汉族人民来说，这座寺院是异族统治者所信奉的异族神灵的庙宇，意味着的不是福祉和庇佑，而是恐怖与压迫。为了防备民众可能的暴动和洗劫，万安寺的警戒几乎和皇宫一样严密，在成为关押武术家的临时监狱后，防范更加严密。
因此当张无忌和杨逍等人设法进入寺中，并再一次和赵敏及其部属会面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除了撤退外无法作任何事情。
幸运的是，此时他们得到了失踪多年的范遥的帮助，后者以“痛苦行脚僧”的身份成为了赵敏最得力的部下之一。范遥自称是潜伏在汝阳王府中的卧底，但正如第八章中所探讨过的，他此前的一系列行径都非常可疑，他不仅曾杀死棒胡等明教将领，而且在几乎毁灭明教的光明顶战役，以及绿柳城堡的陷阱中，他都可疑地保持沉默，从未向明教的旧日同僚们传递任何信息。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范遥早已对明教的振兴不抱希望而决定与之彻底脱离关系。但在看到张无忌继任教主后局势的迅速扭转，他不得不认真面对明教复兴及对自己进行清算的可能性，并再一次做出了政治投机，向这位新教主效忠。
不可避免地，重新出现的范遥被怀疑的目光所包围。为了重新在明教中站住脚跟，范遥必须用行动表示他的忠诚。他引开了赵敏，挟持了包克图并要挟他放出被囚禁的武术家们。
图里及时发现了范遥的阴谋并向王保保报告，王保保在忙乱中命令烧毁塔楼以阻止武术家们逃走。但这些举措为时已晚。绝大多数武术家在张无忌的接应下安然撤离。当他们逃出后不久，高耸的塔楼就在熊熊烈焰中化为灰烬。万安寺的大火灾引起了整个京城的惊恐，许多人都在谈论着天降雷火，焚毁寺院的传说。对于一般汉族民众来说，这一事件所蕴含的信息十分明确：有一个更强大的神灵——而且毫无疑问是站在自己一边的——打败了蒙古人所信奉的狰狞佛陀，让它蒙受羞辱。很自然地，这位在火焰中显现自己威力的新神和南方明教所信奉的火神被等同起来，引发了新一轮的明王信仰狂热。
然而更具有历史意义的乃是六大派在这次危机后的态度转变。在营救中，除了灭绝身亡外，其他重要人物都安然脱险。在仓惶从汗八里逃出后，为躲避元军的追捕，武术家们在明教的掩护下隐匿在西北的山区中，第二天早上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临时会议，史称“西山会议”。在会议中，以少林空闻为首的六大派领导人正式宣布放弃与明教的敌对立场，并和后者联合起来，反抗帝国的压迫。这意味着江湖主导势力已经将帝国而非明教视为对自己生存和利益的最大威胁，而被迫抛弃一切实质上中立的幻想，走向赤裸裸的暴力对抗。在此，曾经将明教和六大派分隔开来的最重要因素——亦即江湖主导势力自身利益的稳定性——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整个江湖世界都必须在帝国的威胁面前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
但必须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明教能够加入或成为江湖主导势力，只是意味着以反元为共同战略目标的暂时联合，在暂时团结的表象背后仍然有着深刻的分歧。这一联合本身也绝非一帆风顺。至少如我们后来所知，少林仍然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西山会议后不久，张无忌返回大都，随即神秘失踪达四个月之久。与之一起失踪的还有其侍婢小昭，峨嵋派新任掌门人周芷若，以及他最凶恶的敌人——赵敏女公爵。在他失踪后不久，就已经有张无忌在大都被斩首示众的谣言；而当人们发现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好几个女人时，又出现了张无忌挟四美在海外荒岛尽情淫乐的传闻。张无忌和赵敏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野史中都记载了张无忌如何通过淫术迷惑并诱奸了赵敏的不同版本，这个故事甚至是明朝晚期许多色情读物的主题。这些谣言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丐帮，但真正的源头已经不可考。无论谣言是无意的讹传还是有意的诬蔑，有一点很明确：尽管此时明教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认同，但在人们的观念中，明教的邪恶异端形象仍然根深蒂固，因而一切信息都按照这一刻板印象（stereotype）被选择性地接受。
在明教的官方记载中，张无忌确实进行了海外之行。与之相关的是一连串光辉灿烂的成就：他迎接回了自己的义父谢逊，惩戒并放逐了叛教的黛绮丝，并在东海上击退了波斯总教的舰队，取回了失落多年的圣火令，以及最后，他竟迫使对方立自己的婢女小昭为教主。然而，真实的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我们从波斯方面的史料中得知：在1355年，第七十七代教主病故，此时应当按照传统从三名“圣处女”中选择一名立为教主，然而三名游历四方的圣处女中的一名已经在意大利死于黑死病，另一名则背叛了自己的宗教并嫁给了后来恶名昭着的跛子帖木尔。波斯明教圣处女的体制已经摇摇欲坠，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信仰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