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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龅幕粕汉鳌�
我没有初夜，但梦里去过海，超过了身体极限的海，沉到了无法呼吸的深处，听不到地面的声音，看不见云朵，找不出回到地面的理由，失去了知觉。醒来时，浮荡在水面，珊瑚已经潜入我的身体，而我不能要它。”
丹尼说我在骗他，想了想又说不懂我在说什么。
“不，我去过真实的海，还记得吗？那次我们在三亚潜水，背着很重的氧气瓶，在40米以下见到了色彩斑斓的鱼，软滑的礁石，还有珊瑚，我的耳膜刺痛，但很快乐，我想脱掉面罩，直沉海底，但你和教练都紧紧抓住我的手。我再也回不到海了。所以要找一个容器。但你不是，你只是氧气瓶。”
“睡吧，别胡言乱语了。”
我侧过身，泪水流到嘴角，很咸，海水一般。我含着海水睡去，无梦。
丹尼不喜欢这种梦呓，他的简单生活就是去酒吧，或宴请宾朋，有个听话的女人可以在无聊的时候陪他说话，夜深时搂她入眠。
当我了解华西街44号602房的生活由爵士乐和过家家构成后，开始向外部空间扩展。
推开门，首先是垃圾篓子，住满一个月后，还没人来收垃圾费，房东说很便宜，十几块钱。
傍晚七点，铃声从天而降，收垃圾的人来了。这时候可以见到邻居的身影，601房倒垃圾的是四十光景的男人，矮小，黝黑，整天绷着脸。刚搬来时，他指着楼道里一张墨绿色的大方桌：
“听说这张桌子是你们扔的，挡路了。”
“不是我们扔的，为什么要扔掉它。”
“赶快搬回去，要不找人扔出去。”
“我们不能搬别人的桌子。”
“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不想要了就说是别人的，乱扔东西……”
我把门关上，相互再不搭话。
次日，“砰砰”地门被敲得山响。打开一看，是个头发稀疏的老人。
“阿勇呢，你老公呢？”
“我没有老公叫阿勇的。”
“啊，他什么时候来跟我摸两圈呀。”
“我不认识他。”
“啊，他把房子弄成这样了，打麻将的桌子也没了。”
“……”
“走啦，走啦，阿勇搬走了。”
他的老伴拎着一袋西兰花，用肘尖碰了碰他。老人一边上七楼一边回头望着我：
“你和阿勇有空上来坐坐，啊？”
这是一个错乱的空间，不知什么时候我扔了桌子，是名叫阿勇的老婆，更有意思的是我要神经兮兮地向垃圾工人追回新买的台布和咖啡杯，垃圾分类把它们分到了食物类。
从垃圾堆回来，刚到楼下，一个宽屏幕女孩走进视线。短发，但背后留了及腰的一缕，信步，左手掐着根烟，右手托着卷毛狗的屁股，她有160斤吧，年龄不足二十，胖脸庸懒得很，不傻气，很厌世。瞥了我一眼，向旁边的小卖部走去，中指与拇指掐住滤嘴，皱着眉头猛吸一口，像极某些男人的姿势。她打一个哈欠，狗也打了一个，弯下腰，狗便爬了下来。
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些梦游症状。
容器 五
木屐的踢踏声被清亮的高跟鞋声代替，橘色的高跟鞋价钱是595元，当我穿墨绿色裤子时，有人会委婉地说：
“你喜欢强烈的对比色？”
穿上棕红色的裤子时，有人又会讨好地说：
“很有质感，名贵。”
这鞋也越来越有我的爱好，跟不同的裤子谈恋爱，始终保持它的被注意力。
不过，它的声音总和环境不协调。去见习的公司上班，十五分钟行程，它要过三次马路，路过二个报摊、三间五金店，长长的一排专营防盗门的小店。那些不绣钢门并不好看，生意也淡，不多不少地挤在墙面粗糙，灯光黯淡的店里，它们在待命，待价而沽，生来如此，贫贱地活着，从小店到平民之家，兢兢业业或者敷衍了事地活着。谁也不相信它们最终不会生锈。自作自受地活着。
它在水磨石地面走时，声音又过于刺耳。它只提醒一件事：迟到三十分钟。
它要绕过一面墙，墙上挂着些精美的广告作品，其中几幅是旧情人汉森的。
它要踱进茶水间，一块木板插满员工的订饭卡，抽出我的名字，在A、B、C栏勾上一个，便是午餐了。偶尔也会写上“叉”或者“香”，那是叉烧饭或香骨饭。完了，扔进竹篮里。
大会议室是方的，每天总有两三个创意会在这里开，如果闷着十分钟，老总就要生气，最厉害的一次把主持项目的AE气跑了。
老总是个四十岁仍旧个性活跃的人，在白板写划遇上水笔不顺，往肩后任性一抛，阴沉着脸转过身来，见我们表情复杂地看着他，又若无其事把笔从角落里捡起，刷刷继续涂写。设计师用报纸裹一只活逮的老鼠逗大家乐，他禁不住伸手摸摸老鼠的脑袋，漾着富有亲和力的笑容：
“不要处理得太残忍，啊。”
他仍旧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有魅力而不再有爱情的男人。有次，我们去“三顶绿帽子”踩盘，他穿得休闲，坐在窗台上望珠江东去，忽然沉思，高鼻梁勾勒的侧面很迷人。他的广告观念有些落伍了，但要保持权威。我时常担心在这群年轻人里，他会寂寞。偶尔也跟我说话，强调人的核心价值。
正如许多会议那样，观察别人的小动作比倾听发言有乐趣。副总有只眼皮不时掉下来，无聊了就拿着风油精嗅来嗅去，烟抽得厉害；创作总监，喜欢拎一只像发廊里喷水瓶的大水壶来，却不怎么喝水，说着话忽然躺到大窗台上去，一具卧佛；徐小姐喝牛奶的勺子硕大，塑料透明，据说是吃麦当劳的赠品，漂亮妩媚，却总是饥饿着，有时急着插话，忘记拿下衔在嘴里的勺子，忽然客户的电话来了，她穿着丝袜跑出去。
只有一个人从不参加会议——我们的行政主管：四肢娇小，腹部平坦，理着娃娃头，却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能干，电脑、复印机、打印机坏了，都找她；她富有创意。
创意会上有太多让我分散注意力的人，轮到我发言，总是忘了该说什么。只有很少时候，在空调老出毛病的小会议室里，跟冲冲单独进行创意。他和我说话有个开场白：
“先看看你能到什么程度。”
这次先向我给出几道题，考察想像能力。
“13的一半是什么？”
“星期2。5。”
“为什么？”
“13在西方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耶稣受难日，那天也恰是星期五。”
“还有呢？”
“电梯。”
“为什么？”
“要上13楼，上到一半，停在电梯里了。”
“你的想像力太贫乏了，只把13当成数字。”
其实我说到电梯，又开了一个小差，想起了橙子的《巴黎最后的探戈》，里面写到他与陌生女人在电梯停电的几分钟，用巴黎探戈的方式做了一次爱。我曾问橙子那是怎样一种方式，他不说，让我自己去看《巴黎最后的探戈》这部电影，我说那是部旧电影，看不着，他便让我去问看过的人，问了许多人，都不肯说。
“好，继续。有个楼盘，它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大，大门、大窗、大阳台、大厅、大卧室，比普通的要大上一半。”
“特大码的衣服，XXXL，画面上出现三张擦皮鞋人坐的X型小板凳，加上一张独脚瘦高的木椅，推出一张超大超长的豪华沙发，四个休闲的老板坐在上面。”
“四个人坐一张沙发，怎么也称不上舒适。画面也太复杂。再想。”
“比普通长一半以上的豪华轿车，有五个车窗，上面分别映现门、窗、阳台、厅、卧室。”
“再长的轿车，窗也大不到哪里去。算了，楼盘还有个特点，就是绿色设计概念，你现在想想这个怎么表现。”
“把窗、阳台画在一棵绿葱葱大树的树干上。”
“差不多是个鸟巢。”
冲冲有些不耐烦，他觉得我没用。我也就自认为是了。
从此只安排些不需想像力的事给我做。比如他们需要为一个楼盘提出S生活主张，让我去查英文字典，抠出所有以S开头的与生活概念有关的单词，我在图书室，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拿笔和薄，老学究一般的一页页地抠。
再后来，他们让我去顺德送货，坐地铁去体育西取支票。我在体育西迷了路。可我喜欢去顺德，六个车座的车，只有我和司机两人。司机不需要闲聊，我静静端着本小说读，或者长时间发呆，往往在这时，会想起旧情人汉森来。
他觉得自己特有才华，什么事都能干好。事实好像也是那样。离开大半年了，他的名字还时常挂在那些员工口上，他的作品也一直挂在墙上。新来的员工仿佛对他也很熟悉，哪怕就是冲冲，一次问他有否一举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