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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与别的妇女有所不同？”
霍利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神经科医生在面对一个躺在精神分析卧具上的病人，她说，“这与兰德尔有何相干？我们是不是扯远了，斯苔娜？”
“那家伙，”她说，“只在监狱里捉了30天虱子，就被放了出来，他找到了我，拿枪对着我。当然，他没打中我，可你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
“什么？”
“他没有因为我送他进监狱而失去理智，甚至于我当着法官的面叫他惯偷时他都没有发怒，但却因为我迫使他妻子去工作而怒不可遏。”斯苔娜笑了起来，“我猜他的妻子肯定不喜欢工作，但她现在也许习惯了。而他却因为用枪对准我付出了在亨茨维尔呆上10年的代价。唯一的问题是他不一定劳教10年，我想那狗娘养的随时会被释放的。”
“你不担心他再来找你吗？”霍利在一本黄色笔记本上漫不经心地乱划着。
“一点也不，”斯苔娜说，“我倒觉得现在也许该将我的地址给他。”
“到现在我也没听懂你的意思。”霍利说，她变得不耐烦。找她的电话很多，她吩咐秘书帮她记下来，但她已过了最后出庭时间10分钟，看来，明天一早要花大量时间回电话。
“那好，”她探身向前，蜷缩成一团，椅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我没有兰德尔纵火证据，可我总怀疑是他干的。即便是他放了火，可你知道是什么才使我火冒三丈，要扼住他的狗头，扼瞎他的狗眼吗？”
“是什么？”霍利说。斯苔娜愤怒的声音引起了她的注意。
“他居然声称是他救出了我弟弟，”斯苔娜说，“他是个成天只想着自己的自私鬼。即便是为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去冒风险。”
霍利摇摇头，甩乱了额前的亚麻色鬈发。“那是谁把你弟弟从火中救出来的，斯苔娜？”
“是我，”斯苔娜肯定地说，“假如我不到大厅里去救马里奥，就不会被烧伤，也不会去忍受那苦不堪言的整容手术。”
“我见过马里奥，”霍利当年在达拉斯地方检察院与斯苔娜共事时几次见过斯苔娜的弟弟，“几星期前我去健身房锻炼时又碰到了他，我们一起吃饭，他把自己的工作情况都告诉了我，他当时正在格雷厄姆美术馆举办西亚拉巴马摄影展，邀我顺便去看看，我就去了。他看上去很好，斯苔娜。我印象很深。”
对斯苔娜来说，这可是个新闻，她以为马里奥主要在搞流行展出和商业广告。她弟弟从未对她说过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摄影师，不过她也好长时间没跟他联系了。“我现在想找他，跟他一起吃顿午饭，”她说着起身要走，“我给他打过电话，但没人接，他有时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听不到铃响。”
斯苔娜刚跨进外面的办公室，霍利的秘书从自己的办公桌旁走了出来，她秀发乌黑，热情开朗的脸上生着一双聪慧的眼睛。她向斯苔娜伸出手来。“我叫珍妮特·亨兰德茨，”她害羞地笑了笑，“佩勒姆案的电视转播我都看了。你真了不起。”
“谢谢！”斯苔娜说。她心里挺纳闷，难道这女人没见她揍汤姆·兰德尔？自己今天的举动可不咋的。该吃午饭了，她转身要走。
“我希望你并不认为我这是强人所难，”珍妮特继续说，同时拿出一张纸，一支笔，“你不介意为我签个名再走吧？”
霍利正站在门口观看着。“让她走！”她的口气粗鲁无礼。
斯苔娜转身抬头看了看。“好吧！”她说着迅速签了名，把纸交还珍妮特。
“你不知道这对我多么重要，”珍妮特说着接过纸握至胸前，“如果我丈夫的新工作一帆风顺，今秋我会去读法律学校的。见到你使我深受激励。”
霍利白了珍妮特一眼。
“我想一直有人在激励你，珍妮特，”斯苔娜想摆脱窘境，“你在为州里最棒的检察官工作。”
珍妮特涨红了脸，但她没有吭声，慢慢坐回桌前。她已为霍利工作了一年多。检察院里其他秘书都在打赌，认为她呈交辞职书的时间已指日可待。霍利从来不把秘书们当人看待。她们辞职时也总是涕泪交流。
霍利在门口站了片刻，然后砰地把门一搡，她俩都吓了一跳。珍妮特前额上沁出汗珠。不管霍利多难侍候，珍妮特也得保住饭碗，直至被法律学校录取，否则她就无钱支付学费。“我做错什么了吗？”
斯苔娜伸手碰碰她的手臂。“如果我是你，就不会为此担心，”她说，“人总是要做错什么的。”
斯苔娜刚离开，弗兰克·迈纳打来电话，要珍妮特叫霍利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告诉他我在去法院的路上，”霍利手拿卷宗和公文包从珍妮特桌前匆匆走过时对她说，“我已经迟到了，罗林法官历来守时。”
“迈纳给我来过电话，并叫人把你办的案子安排在下午最后一个，”珍妮特解释道，“他现在就要见你，霍利。我想他不愿等。”
“天哪，”霍利把卷宗朝珍妮特脸上扔过来，说，“我倒要请教你，我该怎么办！”
珍妮特一低头，卷宗砸在她身后的墙上，纸张撒落一地，她弯腰去捡，霍利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她将为今天的事情付出代价。斯苔娜赢了佩勒姆一案使霍利气得暴跳如雷，因为大家都知道霍利曾输掉了这个案子。珍妮特本应知道不该当着霍利的面表达对斯苔娜的敬佩之情。她知道她是个争强好胜的女人。霍利喜欢居高临下，不仅对她的手下珍妮特，而且对她见到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对女人。对男子，霍利会施展她的魅力，但对女人，她总是翻脸不认人。
不多一会儿，霍利跨进了迈纳的办公室，她环顾着精制的家具，办公桌后面的落地窗，以及排放在墙边的红木书橱。按理说，这应当是她的办公室。她的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哈佛毕业证书上，后背立即一阵痉挛。几个月前，她和迈纳竞争凶杀处的领导岗位时，满以为自己稳操胜券。她的审判经验远胜于迈纳，因为她当过警察，熟悉办案过程、法庭作证以及构成犯罪案件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程序。当迈纳夺走了她唾手可得的位置时，她凉了半截，就像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了脚。
她与迈纳不同，没有有钱有势的家庭靠山。她才十二岁时，父亲就死了，一家人陷于贫困。霍利努力想成为一名检察官，一边干着警察工作，一边就读于收费低廉的达拉斯法律学校，夜以继日地埋头学习。尽管她所受的教育足够应付工作，但她唯恐永远得不到提拔，永远钉在她现在所在的那间令人窒息的办公室里。她不像那些与她出身相同的人那样天真，那样自欺欺人，以为只要能通过考试，取得检察官资格，将来就会有职位，学历就无关紧要了。
霍利的父亲有过相似的经历，他在莫比尔石油公司干了25年之后，曾有机会竞争一个行政职务，却没有得手。她还记得那天父亲下班回家时那副茫然若失的表情。“我的笔试成绩看来不好，亲爱的，”他对她母亲说，“他们不在乎我能胜任这项工作，我的经验比所有这些应试者加起来的还要多。他们只关心你是不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倒是通过了那张臭哄哄的试卷。”
第二天霍利度过了一生当中最晦气的早晨。她和父亲一起生活了12年。她天真活泼，父亲把她当作掌上明珠。他们并不富有，但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从未缺吃少穿。但那天早晨她去车库取自行车上学时，霍利的童年突然结束了。屋梁上挂着的一根绳索上，吊着她父亲的尸体，他的双脚在霍利闪闪发亮的红色自行车车座上晃来晃去。
没等迈纳觉察到她走进房间，霍利已坐到他办公桌对面的高靠背皮椅上。“珍妮特说你要见我，”她说，“有什么事吗？”
“是有事，”迈纳兴奋地说，“根据兰德尔的陈述，我们也许能重新审理此案，并且有成功的把握。”
“你在说什么？”她说，“你认为我们可以指控兰德尔？我不同意，弗兰克。许多年来，斯苔娜一直要求我重审此案，但我……”
“我们为什么要指控兰德尔？”他说，“他刚才交出了一个罪犯。我在外面跟他谈了，他向我保证，他将出庭作证。”
“是斯苔娜？”霍利惊讶道，“你当真，弗兰德？”
“当真，”他说，“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你那位从达拉斯来的朋友也许就是杀人犯。”
霍利跷起腿，放下，又跷起。“我猜你是对的，”她终于说，“平心而论，我们不能轻易忽略兰德尔的陈述，但我们如果要指控像斯苔娜·卡塔劳尼这样的高官，新闻界就会把它当作棉花糖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