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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说出口的只是“祝你好运”，然后便轻轻掩上了门。
我往回走，钻进了汽车，发动了引擎。正当我打亮转向灯向后视镜里一瞥的时候，我看见阮德尔·依贝哈特的青铜色阿库拉在行车道以外粗野地转过车身来。它的轮胎“嗤”地跳过路边石所有车灯全部打开。一开始它似乎是直接朝我撞过来的，一时间竟让我不知所措。但是反射镜突然又变得一团黑，我意识到克莱诺·依贝哈特转弯了，它开上另外一条路，朝向圣维森特林荫大道。
我立刻也掉转巴罗库塔的车头，跟在她后面，沿着第七街的斜坡向下到查陶癸，然后从这儿驶上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一直向北开去。
我一路上都在想那位日本移民妇女，由于对用情不专的丈夫恼羞成怒，她就是沿着这条线到维尔·罗格斯海滩，从那里走过沙岸，走进海浪，投身于太平洋之中，还带着她的两个幼子。孩子们淹死了，她没有。然而，克莱诺·依贝哈特却是一个人在车上，保持着五十五英里的均匀时速，遇上每一个红灯都谨慎地停下。她继续往前开，我也放松了一些，认为也许她只不过是开车出来兜兜风、散散心，但是，就在经过了倍伯戴恩之后，她左转弯驶入阿诺约路，这个方向是通往简娜·玛森的私宅的。
但是我却被一伙骑摩托车的飞车党阻隔了，他们有三十到四十人，骑在他们的“哈里斯”上，排成四分之一英里的长龙，嗡嗡地轰鸣着，排满了整个双向车道，就像一群炸了窝的蜜蜂一样狂暴蛮横。我的车停顿下来，转向信号“啪啪”地闪烁着，肾上腺激素越升越高。
许久以前，似乎，是在一家银行前的停车坪上，我遇到的是类似的自由主宰的境地。市民也许受到过威胁，我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选择了傲慢与莽撞的方式，毋须寻求任何的支援。那一次我是幸运的。这一次我拾起了无线电话。
“编号345呼叫。”我对着调查局办公室的无线电通讯间说道，“请你通知洛杉矶县司法官，马里布警察局，并要求他们立即对有可能出现在阿诺约路玛森的地界里的骚乱事件作出反应。要让他们务必搞清楚，已经有一位FBI特工在场，并且需要帮助。”
等摩托党过完以后，我才猛然横过高速公路，数秒钟内，巴罗库塔的速度便提升到五十，我在按树覆盖下的肮脏小路上颠簸着，穿越黑暗空旷的草场，直到很快我看见那间门房迎面而来。克莱诺·依贝哈特一定是用她丈夫的通行证瞒了过去，因为现在防护栏杆已放了下来，考虑到这个障碍可能会延误地方司法官的手下，而且现在我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停也没停，一头撞了上去，一下把木头长臂弹到空中，变成碎木柴，只能希望对护栏架没造成什么损害。
所有这些已经给了克莱诺·依口哈特充裕的三分钟的领先时间。我在碎石停车坪上画了半个圈，“嘎”地滑到玛格达·斯脱克曼的卡迪拉克旁停下。阿库拉扔在一边，引擎仍然转动着，白色围墙的前门半开。她当然还有她丈夫获准使用的这栋房子的钥匙。
我跑进庭院，它处在两面零碎的聚光灯照射之下，在水池里有几点摇曳的绿色反射光。远端暗黑的院子角落，克莱诺·依贝哈特逼近了玛格达·斯脱克曼高大的身形。斯脱克曼打着驳斥的手势，对着入侵者说着什么，然后弯腰捡起了一段盘卷的花园软皮水管，把它挂回到它的挂钩上。
我加快脚步向前，一面叫了出来：“克莱诺。”
有人把滑动玻璃门拉得更开，说道：“怎么在外边打招呼，出什么事了？”
与此同时，简娜·玛森刚站在那个亮着灯的房间的门槛上，她的身影清晰可见。
克莱诺·依贝哈特拔出一支手枪就开了两火，玻璃全部崩裂了，又一个三连响声在随后的不到两秒钟内发生。
我的武器已拔了出来，瞄准医生的妻子。
“警察。把枪扔掉。”
她的头朝我扭转过来，黑头发甩出一片模糊的亮光。我退后了一步，但是身姿保持了稳定，我的脚步扎牢．我的手臂平稳。我现在反而感到放松，数百个小时训练使我完全能够控制在我心灵上搔动的情感因素。
“把武器放下。”我沉稳地说。
玛格达·斯脱克曼迈进了一步，克莱诺·依贝哈特忙乱地转着身子，手枪已缩到了胸口，后背靠在一个石砌的花台上。
“放下它。”
“别做傻事了，”斯脱克曼的声音像挫刀一般粗厉，“我们得叫一辆救护车来。”
在我的右边，用眼角的余光，我看见门有很长的裂缝，并被打掉了一大块。在屋里，简娜·玛森躺在地上，喷出的唾沫、手里抓着和喷出来的都是血，溅到了满地的长条碎玻璃上。
“听着，克莱诺，我已经叫了后援部队。警方正在赶来。”
“到我面前来，杀了我吧。”克莱诺·依贝哈待的脸完全扭曲了，灯光落在上边像雪一样惨白。
“你还有大多东西值得你活下去。想想劳拉和彼得。彼得才一岁呀。难道你想叫他们既没有父亲又没有母亲过一生吗？”
我又往前靠了一步。她的枪仍然直直地对着斯脱克曼的前胸。
“我很同情你，克莱诺。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你一定能够应付过去的。把你的枪放下，我也将放下我的，我们来好好谈谈。”
她只是瞪着眼，身体似乎已失去了机能。
“想想你的孩子们，那才是需要做的。”
非常缓慢地，克莱诺·依贝哈特弯下了腰，随那武器落在地上。
“疯子！”斯脱克曼嚷道，蹒跚地朝房子走去。
“你做对了。”我迅速地对克莱诺·依贝哈待说，“现在只需要放松，放松。”
我们听见警报声，不久，电话筒的喧嚷声也来到了门外。因为对方放弃了武力，强援又已在身后，所以我能够走得更拢。于是我把枪插进了皮套，但我接近她时手仍未离开它半寸，嘴里保持着“嗒嗒”地说些抚慰的话。那武器是一支小巧的五发，38“史密斯＆文森”左轮手枪，它是易惊慌的医生买来保护他的家庭的，超过二十尺的距离就不那么准确。我一脚把它踢开。
我放上一只手在克莱诺的肩膀上，她的精神在这一点触动下彻底萎缩了，身子沉了下去，靠在花台边上，口中呢喃道：“对不起。”
当地警方把这儿的乱摊子接管了过去。这本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以内。他们铐上了嫌疑犯，将她拘留。他们先给伤员用了CPR，并且通知了医护人员正在剪除撒满各种形状的碎玻璃片、血迹斑斑的罩衫，把各式医疗仪器联接在受害者的胸部以便把脉搏、呼吸、体温、血压等的数字随时用无线电信号传送给当地的急救医院。那张漂亮的脸现在极为松弛，平日的红润转为苍白，眼睛懒洋洋地闭着。那些医师中的一位在她的胸口按了按，气体立即随着血液一块儿汩汩地冒出。“血胸。”他说。凶杀处的代理官想知道受害者的状况，以便能够指控嫌疑犯。医院的信号返回来，没有生命指数。伤害太严重了。女演员有可能在射击之后几分钟里就死了。指控罪名将是谋杀。
这是最后一次我认识到玛格达·斯脱克曼，她跪在湿的混凝土地上，她的头后仰，十指紧捏在一起，哭着：“我的天，杰伊，噢我的天，杰伊。”而奇怪的是，这种惨痛的声音听起来完全像我的母亲。我从未听见她的声音像这样，并不高亢，钻进我耳朵里，有十五年了。当他们告诉她，她的著名的委托人已经死了时，玛格达·斯脱克曼的前额非常缓慢地垂到地面，而且很长时间就以这种方式呆在那儿，悔恨地压弯着腰，直到有人把她拖开。
我记起了母亲的哭喊，因为恐惧，我的脸一下子烧烫了。
它经常把我从床上唤醒，我爬起来，迷糊地走到门厅里，她叫我在睡衣外边再穿上一件毛线衫，因为，似乎很奇怪，我们就要去码头找冰淇淋。我记得在我床头的墙面上挂着木头雕刻的玛丽和她的小羊羔，在我的音乐盒里甚至还有一只黑色的毛茸茸的羊羔，它在里面演奏歌曲。
当我第二次走出卧室时，我抓住那只羔羊，扣紧了身上的毛线衫，因为我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小女孩。后院里有说话声和咆哮声。我没能找到我的母亲，我就走出门，那时我父亲正和外祖父在激烈地争吵。我的父母一定是刚从拉斯维加斯回来，他们在那儿结了婚，而外公一定是气得发疯，因为这个愚昧的非法打工崽子胆敢拐走他的女儿，胆敢威胁拿着黑色警棍的他，让警棍戳了个空。
我来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