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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没有法国的三色国旗，然后又立刻想起船只有在港中才升国旗。后来，兰德尔努力集中思想听出版商说话。
“那么你现在至少对我们阿姆斯特丹总的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了，”惠勒继续说，“目前这一阶段我们最关心的也是我要强调的问题是安全问题。再想想我们的周围环境，在阿姆斯特丹最繁华的广场有一个豪华大饭店，克拉斯纳波斯基，正对着皇宫。‘二次复活’行动在克拉斯纳波斯基五层中就整整占用和控制了两层。我们装修了那两层后就搬了进去。我们五个人导演了这一行动计划——五位出版商——德国的埃米尔·戴克哈德博士是我们的组长，大不列颠的特雷弗·杨先生，法国的查尔斯·方丹先生，意大利的卢吉·盖达先生，还有你面前的美国乔治·L·惠勒——我们还得把那两层完全密闭。可是除了我们那两层，它毕竟还是个公共旅馆。史蒂夫，相信我，我们一旦准备充分了，就着手改版了的新约印刷工作，我们要在安全问题上花费很多时问。如何填补漏洞，如何改进弱点以及如何预测出所有潜在的危机都是艰难的工作。”
“你到底有多大把握？”兰德尔问，“克拉斯纳波斯基饭店绝对安全吗？”
惠勒耸耸肩。“我想是吧，我希望是。”
内奥米往椅子上端挪了挪。“史蒂夫，你会发现惠勒先生在对待这类问题上总是过于谨慎与悲观。我可以告诉你，我目睹了克拉斯纳波斯基改装的全过程。那简直是天衣无缝，就如堡垒般绝对安全。事实上整个过程在那个饭店中进行了20个月，外面的人没有一个知道里面在进行的巨大工程……惠勒先生，您应该告诉史蒂夫您的安全记录——没有给新闻界透露一个字，没有把这一消息卖给任何一家电视台和电台，甚至没有对当代一些持不同意见的神职人员漏一点口风。”
“是这样的，”惠勒表示同意，同时抓抓脖子。“但是，在我们接近尾声的这关键的最后两个月里，我还是担心。保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虽然我成立了最有经验的私人安全队，所有的士兵和便衣都曾在美恩联邦调查局，和其他国家的安全部门工作过的人，该队队长由曾为国际刑警军官的荷兰人赫尔德林探长担任，我还是担心。我的意思是，我们曾被谣言中伤，外界给我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新闻界和持不同意见的神职人员正千方百计要打听出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兰德尔听到一个被提了两遍的词——“持不同意见的神职人员”。兰德尔说：“我还认为所有的神职人员都会无一例外地想与你们合作，对这一消息保持缄默直到最后一刻呢。当你们的新闻问世后，神职人员也会和公众一样受益的嘛。”
惠勒向海面望去，想了一会儿。“你听说过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外斯特科克的主教梅尔廷·迪·弗鲁米吗？”
“我看过关于他的一些材料，”兰德尔想起了在橡树岭与汤姆·柯罗的谈话，“我家乡的一位朋友也是牧师，他非常崇拜迪·弗鲁米。”
“可我就不崇拜他，我与他的看法正好相反，那些年轻的土耳其神职人员想要推翻传统教堂，把它变成为社会工作而设的社区和披着忠实的基督教外皮的魔鬼，他们是迪·弗鲁米的支持者。他在荷兰改革的教堂中很有势力。我们的飞扬跋扈迪·弗鲁米——飞扬跋扈是他的外号——他的爪牙无处不在，他努力要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天主教方向。他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兰德尔给弄糊涂了。“他为什么会对你们构成威胁呢——对一群要出版一本再版新约的出版商？”
“为什么？因为迪·弗鲁米是学形式批判主义的，受德国理论学家鲁道夫·布特曼的影响的。迪·弗鲁米对福音作者们所描写的事情持怀疑态度。他相信新约是凭空捏造的，故意把事情描写得很神秘——把水写成酒，迎合大众口味，复活，升天——而这些在现代科学家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他相信对耶稣的历史无处可查的，他对耶稣的存在不屑一顾，他甚至提出耶稣可能是基督教为传播新的启示而发明出来的，对现代人来说只有启示本身才有意义。”
“你是说迪·弗鲁米信仰的只是基督教的教义吗？”兰德尔说，“他用那些教义能干什么呢？”
“按迪·弗鲁米自己的话来说，他想要一个集社会性和政治性于一体的教堂，该教堂主要还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感兴趣，而反对天堂之说，拒绝把基督看作是救世主，也排除盲目地忠诚。他还说了很多，你不久就听得到。仅以这你就可以看出迪·弗鲁米会怎么看詹姆斯写的福音书及彼得罗纳斯的羊皮书，及我们这本披露一位真正基督的整本《国际新约》。迪·弗鲁米会立刻看到我们的新启示将使教堂坚定内部制度及传统信仰，并且会让动摇不定的神职人员及信徒们放弃宗教激进政策而重新回到老教堂中。这有可能使迪·弗鲁米不能实现其雄心壮志并且迫使他停止基督教会的革命。”
“迪·弗鲁米知道‘二次复活’这一行动吗？”兰德尔问。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怀疑我们在克拉斯纳波斯基饭店进行着什么事。他有很多间谍，比我们安全队的人数还多。我们只能肯定，到目前为止他还不了解我们所发现的细节。如果他知道了，我们应该在几个月前就有所闻了。他一定会在我们把整个故事和证据公布于公众之前就攻击我们。可现在，一天比一天更危险。因为《新约》印出来后，有多余的，其中一些就有可能在我们正式发行日以前落入迪·弗鲁米之手。如果发生了这种事，他可能不择手段地伤害我们——也许会毁了我们，给新闻界或迪·弗鲁米一点点口风都会毁了我们。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史蒂夫，是因为一旦迪·弗鲁米知道你和我们在一起，你会成为他的主要目标之一。”
“他从我这儿什么也得不到，”兰德尔说，“没有人能从我这儿得到任何东西。”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你每天每分钟都得保持高度警惕。”惠勒又陷入了沉思。“让我想想我有没有落掉什么事情没告诉你，有没有把你该知道的有关‘二次复活’都告诉你。”
结果，惠勒忘了说的事又让他说了一个小时。
出版商又谈了直接参与《国际新约》工作的人员情况。有一位意大利考古学家奥古斯图·蒙蒂教授，就是他找到了那些有意义的材料。蒙蒂教授与罗马大学有联系，以及和他的二女儿安杰拉、蒙蒂住在罗马的一幢别墅里。还有一位法国人，亨利·奥伯特教授，一位学问精深得无可比拟的科学家，在巴黎的家中为我们的发现作了权威性的鉴别。他和他那位颇有涵养的妻子加布丽里是美满的一对。
还有一位叫赫尔·卡尔·亨宁，他是德国名画家，在美恩兹有几家印刷厂，在法兰克福有业务办公室。亨宁尚未成家，他是印刷博物馆的捐助人。最后一位是伯纳德·杰弗里斯博士，他是位有资历的神学家，精通阿拉米文，现任牛津大学神学院院长，他的年轻的助手佛罗里安·奈特博士一直在英国博物馆中为杰弗里斯博士作调查研究。杰弗里斯博士是这支国际队伍的指导者，翻译了詹姆斯的福音书。
随后，惠勒奋力从甲板上的椅子中站起来。“我累坏了。我想在晚饭前睡一会儿。反正是在船上的最后一夜了，晚餐也不用穿正式服装。对了，史蒂夫，杰弗里斯博士和奈特博士是你明天在伦敦要见到的我们队伍中的两员。我想内奥米可以简单地给你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他稍稍转了一下身子，“内奥米，我把我卓越的社交家交给你了，好好招待。”
兰德尔目送出版商走远了，这才收回目光，正好与对面内奥米的视线相遇。
突然，内奥米掀开毯子把它扔到一边。她坐直了身子。“再在这儿多呆一分钟，我就要成冰柱了。”她说，“如果你知道我多么想喝水的话，你可以买杯请我。”
兰德尔站起身。“我请客。我们去哪儿？你喜欢去里维埃拉隆基吗？”
她摇摇头。“太大，人太多，音乐太刺耳。”她一贯僵直的身体柔软了许多。“亚特兰大更亲切些。”她取下宽边眼镜，“难道你不喜欢亲切些的东西吗？”
他们在亚特兰大饭店找了个空桌坐了下来，不远处的舞池旁一位法国钢琴家弹着优美的曲子，他们俩已经快喝完两杯威士忌了，兰德尔开始感到放松了许多。
他们不时地交谈着，兰德尔觉得这地方真不错。这成了他在法国最好的休闲场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