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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打仗了……今天收音机里莫洛托夫同志宣布的。”
“打仗？和谁打？”阿列克谢一下从小凳上跳起来。
“还不是和那帮该死的德国人！还能和谁呢！”阿尔卡沙怒气冲冲地划着桨、狠狠地捣着水面，回答道，“大家都到军事委员会去了……都动员了。”
阿列克谢没有回家，直接从散步的地方去了军事委员会。他得到命令搭乘夜里十二点四十分的火车返回自己的空军部队。他匆匆跑回家里取了箱子，连与奥丽雅告别也没来得及就走了。
他们很少通信，这并非是双方情冷爱淡了，或是相互开始忘却。不，他焦急地等待她那用浑圆的学生字体写成的信，揣到口袋里，待到独自一人时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在森林里游荡的那些最艰苦的日子里，他把它贴在胸口上，时常拿出来念。可是这对青年的关系突然在初入爱河的时候便中断了，所以他们在信中像老相识、好朋友似地互相交谈，唯恐越雷池一步，因而那没有说出的心声，仍旧没有说出。
现在阿列克谢躺在医院里，随着每一封信的到来而变得更困惑。他发现奥丽雅已毫不拘束地突然向他走来。她在信中谈到了自己的相思；对那天阿尔卡沙叔叔不合时宜的载客感到扫兴；她让他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他总有一个人可以寄托的；她让他明白，无论浪迹到什么天涯海角，从前线回乡时他总有一隅可去，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这仿佛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奥丽雅在写信。当他端详她的照片时，总是感到：一阵风吹来，她就连同她那花花绿绿的裙子飘起来，犹如成熟的降落伞似的蒲公英在游浮。这是一个美好的、热恋的、苦苦思念等待自己的爱人的女性在写信。这既让人欣喜又让人为难。欣喜是不由自主的，而为难是因为阿列克谢认为他没有权力享受这种爱情，也不配袒露心迹。因为他当时没有勇气告诉她，他已经不是那个有些像茨冈人的、浑身是劲的小伙子了，而是变成了像阿尔卡沙叔叔那样的无脚的废物了。他决定不说出真相是因为害怕急死生病的母亲，这样他不得已在信中也向奥丽雅隐瞒了实情，而且谎言一次次地越撒越大。
这就是为什么卡梅欣的来信在他心中激起特别的困惑：喜悦和痛苦，希望和担心，这些情绪同时出现，既鼓励他又折磨他。第一次撒了谎，就得继续编造，可他又不善说谎，所以，他给奥丽雅的回信只能是又简短又枯燥。
而给“气象学中士”的信写起来就容易些。她有一颗单纯、具有牺牲精神、正直的心灵。手术后绝望的一刹那，他那么希望向什么人倾吐自己的痛苦，阿列克谢就给她写了一封又长又忧郁的信。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这是一封用练习本上的纸写成的信，字体工整清秀。密密麻麻的信上布满了感叹号和被泪水浸模糊的墨迹，好像面包圈上撒的芹菜末。姑娘写道，若不是军队的纪律，她会立即扔下一切来到他的身旁，照顾他，分担他的痛苦。她恳请他多多写信。这封杂乱无章的信中蕴含着一种天真无邪的情感。阿列克谢看了之后感到很不安，他责骂自己不该在她把奥丽雅的信转交给他时，说奥丽雅是自己出嫁了的妹妹。这样的人是不能欺骗的。于是他诚实地给她写了封信，谈到他的住在家乡卡梅欣的未婚妻，同时还谈到他没有把自己的不幸如实地告诉母亲和奥丽雅。
“气象学中士”的回信迅速地来了，这在那时是难以想象的。姑娘在信中说，这封信是托他们团的一位少校捎来的。他是个战地记者，一直在追求她，不过她自然对他没有兴趣，尽管他人很开朗有趣。从信中看来，她很痛苦很委屈，她想抑制住，但是不可能抑制住。她一面责备他当时没跟她说实话，一面又请求把奥丽雅当成自己的朋友。信的最后又用铅笔附带写道，希望“上尉同志”知道，她是一个重情的人。如果卡梅欣的那位女友移情别恋（她是知道许多后方妇女的所作所为的），不再爱他或是害怕他是个残废，那么请他不要忘记这个“气象学中士”，只希望他永远在信中对她实话实说。随后转交给阿列克谢的还有一个缝得很细心的小包裹，里面有几块用降落伞的绸布做成的绣花手帕，上面缀着他名字的缩写；一个小荷袋，上面描绘着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一把梳子、一瓶“木兰”牌香水和一块香皂。阿列克谢知道这些小玩意儿在那艰苦岁月里对女兵来说是多么地珍贵呀！他知道这些作为节日礼物落到她们手中的香皂和香水，一般地她们是把它们作为令人忆起战前和平生活的珍品保藏着的。他知道这些礼品非同寻常，所以当他将它们放在自己的床头柜上时，心里又高兴又不安。
现在，当他竭尽全力去训练残废的腿，幻想自己能够重返空中、重返战场的时候，他常常有一种郁闷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他心里更加迷恋奥丽雅，对她的情感日渐深厚，但是他又不得不在信中说谎、含糊其辞；另一方面又向一个几乎不认识的姑娘开诚布公。
但是他认真地对自己发誓，只有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重返部队，恢复自己的工作能力，他才会向奥丽雅表达爱情。因此他怀着更大的狂热劲向自己的这个目标奔去。
第11节
5月1日政委去世了。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早晨他还好好地洗了脸，梳了头发，还详细地询问给他修面的理发师，天气是否好，莫斯科的节日气氛如何。他很高兴街上的街垒开始撤去，但又惋惜在这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不能举行游行，还取笑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节日期间完成了新的英雄业绩——涂脂抹粉盖住了脸上的雀斑。似乎他的状况渐渐好转，大家心中顿生希望：或许他会慢慢痊愈的。
很久以前，自从他不能读报以后，他的床边就接了一副收音机的耳机。葛沃兹捷夫对无线电技术略通皮毛，经他拨弄了一阵，这样整个病房都可以听到它的叫声和歌唱。九点钟开始，播音员播送入民国防委员长的命令。在那些日子，全世界都在收听他的声音，都熟悉他的声音。大家听得出神，生怕拉下一个字，脑袋冲着挂在墙上的两个黑洞洞的圆盘伸得好长，直到“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的口号呼过以后，病房依然笼罩在紧张肃穆的气氛里。
“团政委同志，您给我解释一下这么一件事吧！”库库什金开始说，接着他恐怖地大叫一声：“政委同志！”
大家回头一看，政委挺得笔直，面色威严，两眼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天花板，清瘦而苍白的脸上凝聚着庄严安详的表情。
“他死了！”库库什金扑到他的床前跪下，大叫道：“死——了！”
助理护士慌慌张张进进出出，护士转来转去，主治医生一边急跑一边系纽扣，康斯坦丁·库库什金中尉，这个喜欢滋事的不合群的人，不顾一切地、像孩子似地把脸埋到被子里，伏在死者的身上痛哭起来，嚎啕得肩膀和全身都在抖动。
当天晚上凄凉的四十二号病房又抬进了另一位新伤员。他是个战斗机飞行员，巴威尔·伊万诺维奇·斯特鲁契柯夫少校，来自首都防空师。节日这天德国人决定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他们兵分几队进发，被我军截住，经过激烈的空战，在波德索尔尼奇涅那亚地区被击溃，仅有一架“容克斯”轰炸机逃出包围圈。它升到高空，继续向首都飞来，敌机的飞行员孤注一掷，他们要完成任务，给首都的节日倾洒黯淡的色彩。早在空中一片混战时，斯特鲁契柯夫就盯上它了，现在他紧随其后追赶着。他驾驶的是一架大功率的苏联战斗机，那是当时用来重新装备空军的一种新机型。他在距离地面六千米的高空，在莫斯科近郊的避暑区上方追上了敌机。他悄悄地机灵地逼近敌机的尾巴，瞄准敌机，扣动了扳机……随即他愣住了：没有听到那熟悉的嗒嗒声。扳机装置损坏了。
德国人近在眼前。斯特鲁契柯夫紧紧咬住敌机，保持在敌机射击的死角之内：他一直躲藏在敌人轰炸机的机尾后，避开了敌机后部两架自卫机关枪的攻击。在晴朗的五月的晨光照射下，地平线上显现出一堆堆笼罩在迷雾之中的巨大的灰色的建筑物，隐隐约约地勾勒出莫斯科的轮廓。斯特鲁契柯夫破釜沉舟了。他解开安全带，推开舱盖，浑身肌肉绷得紧紧的，似乎准备扑向德国人。他准确地将座机的速度和轰炸机的速度调到一起，紧跟上了。霎时两架飞机并排挂在空中，一前一后，好像被一根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