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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后，先前在陈尸处出现的那个不祥预感又回来了。一整天下来，我都不去想它，刻意把这个忧虑封锁起来，让自己专心一意，好能进行被害者尸体的查验工作和拼凑那个卡车司机的头盖骨。现在我已完全自由了，可以开始思想，开始忧虑。我一把车子开进车库，关掉收音机，这些烦心的事情便开始涌现。音乐一停，忧虑便窜了上来。现在不行！我对自己说。晚点才发作，至少也得吃完晚餐再说。
我走进公寓，听见安全系统的警示声，让人心安不少。我把公事包先放在一进门的地方，随即关上大门，走向街角处的黎巴嫩餐厅，点了一份我最爱的烤羊肉大餐外带。这是我喜欢住在城里的原因，离我住的地方不到一个街区，就可以吃到世界各国名菜。至于我的体重……哎，就先别提了。
在收银台左侧的架子上放了许多瓶红酒。我的酒瘾又犯了，每当我看到这些酒，就会有千百个冲动想尝滋味。我记得红酒的口感、香气、甘美和微酸的感觉。我记得红酒在体内燃起的暖意，由内至外，徐徐发散。酒能让我手舞足蹈，在黑暗中燃起希望的火炬。酒能让我充满活力，让我无所畏惧。没错，以现在的情况，正是需要酒的时候……我在开什么玩笑？我不能停在这里，这是谁摆的陷阱？我赶紧离开酒架前，不让红酒进入我的视线。不行，酒的愉悦只是一时的，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昂贵。我已经戒酒6年了，绝对不可以前功尽弃。
我提着食物回家，与我一起共进晚餐的，只有我的猫儿博蒂和蒙特娄的景色。猫儿睡了，蜷缩在我的腿上，发出咕噜噜舒服的声音。当我洗完长长的一个热水澡，躺在床上时已经10点30分了。在黑暗寂静中，我已无法再压抑思绪。就像细胞一个个都发了狂似的，杂乱的思绪如排山倒海而来，逼迫我的意识非得正视这些问题，坚持要我思考。我想起另一起谋杀案，同样是年轻女孩被残忍分尸。我清清楚楚地一寸寸看过她的尸体，心中仍存在那时勘验她尸骨时的感觉。她的名字叫茜儿·托提尔，年纪只有16岁。她被人勒死、痛殴、头被砍断，身体也被肢解装在塑胶袋内，过了一年才被人发现。
时间己晚了，但是我的脑子仍不肯休息。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得以入睡。整个周末晚上，那些尸体的数字编号不停在我脑海里跳跃，像幽灵一样，紧紧纠缠着我。
第03节
戈碧的声音从机场的扩音器里传来，催促我赶快登机。我拖着一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在机场的空桥上动弹不得。在我后面的旅客已很不耐烦，但是没有人过来帮我的忙。我看见凯蒂站在头等舱旅客的行列中，正往我这儿看，身上穿着她高中毕业典礼时所穿的黄绿色丝质洋装。她后来告诉我说她不喜欢这件衣服，有点后悔选择穿它。她为什么又穿这件洋装？她应该穿她最喜欢的那件碎花图案的洋装才对。还有，为什么戈碧会在机场工作，而不是在大学教书？她的声音透过扩音器，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刺耳。
我坐起来。现在是星期一上午7点30分。窗外光线正亮着，但受到窗帘阻挡，透进来的却很少。
戈碧的声音仍持续着。“……我待会可能没时间打给你，所以想看看人起来了没有。反正，我要问你关于……”
“喂！”我拿起电话，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太虚弱。对方说到一半的话被我打断了。
“唐普？是你吗？”
我点点头。
“我吵醒你了吗？”
“没错。”我头脑还有点昏沉，无法机智答她的问题。
“抱歉。要我晚点再打吗？”
“不、不，我醒了。”我坚持说下去，省得待会又接一次电话。
“你也该醒了，宝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对了，关于晚上的事，我们能不能……”一阵高频刺耳的尖鸣声打断她的话。
“稍待一下，我得先把答录机关掉。”我放下话筒，走到客厅，答录机上的红灯正在闪耀着。我关掉答录机，拿起客厅里的无线电话，回到卧房把里面的电话挂上。
“好了。”现在我已经完全醒了，而且极想喝咖啡。于是我便迳往厨房走去。
“我打电话来是要问你晚上的事。”她的声音有点冷淡。这不能怪她。她快等了五分钟了，就是无法好好把话讲完。
“戈碧，很对不起。我整个周末都在看学生的报告，结果太晚睡了。我睡得太熟，连电话声都没有听见。”我终于完全清醒了。“你刚才要说什么事？”
“是晚上的事。我们不是约好7点吗？我想改成7点半好不好？这些研究计划让我鸡飞狗跳，可能要忙一整天。”
“没问题，改晚一点对我也比较方便。”我用脖子把电话夹在肩上，伸手打开橱柜，拿出咖啡豆罐，舀了三汤匙到研磨机里。
“要我去载你吗？”她问。
“随你高兴，我也可以自己开车去。问题是，我们要去哪里？”我本来想打开研磨机，但是戈碧的声音已经够不清楚了，再打开机器伯什么也听不见了。
话筒那端一阵沉默。我能想见她现在正摸着鼻环，思考要去哪里玩的样子。也许她今天挂的是饰钉，而不是鼻环。在她刚穿好鼻洞挂上鼻环时，我一直无法好好专心和她说话，注意力老是放在她的鼻环上，想像这样做得承受多少痛苦。不过，后来我就习以为常了。
“今晚一定要好好玩一下，”她说：“我们找个地方吃露天大餐如何？到亚瑟王餐厅或圣旦尼斯餐厅？”
“很好，”我说：“我想，没有理由要你来载我。晚上7点30分我会准时出现。不过，你能不能再想想别的餐厅，最好带点异国风味的。”
这样直截了当地对话听来很刺耳，然而这却是我们两人习惯的对话方式。这个城市她比我熟，选择餐厅的任务当然是交给她处理。
“好吧，那就晚上见了。”她用法语说。
“晚上见。”我跟着她把这句法文说了一遍。她说完便把电话挂了，这使我有点惊讶，又有点松了口气。每次她打来都会讲个不停，我经常得想一些借口来结束谈话。但是这次却不用了。
在我和戈碧之间，电话一直是我们用来联系的热线。除了她之外，我从来不会和别人讲这么久的电话。这种模式很早就已经开始。在研究所时期，和她聊天总能让我松弛紧绷的心情；在我女儿凯蒂出生后，无论是喂奶、洗澡或在婴儿床里睡觉，都能让我在电话里兴奋地和戈碧讲上几个小时。有时我们也会分享新发现的好书，讨论目前所教的课业、学校里的教授、学生。我们几乎无所不谈，彼此都把这当成日常严肃生活中的一个小小调剂。
最近十年来，这个模式已有一点点改变，最近我们已比较少用电话聊天。不管是聚在一起或分离，我们都会为彼此的状况忧愁或快乐。是戈碧帮助我走过那段酗酒的日子，让我不再靠酒精的力量来为生命添加色彩。是我帮助戈碧走过那段情感波折的岁月，让她无论是在热恋、吵架或分手时，有一个能够倾诉的对象。
咖啡煮好后，我把它端到餐厅的玻璃桌上，脑海里仍不断出现戈碧的影像。每次一想到她，我便不自觉微笑起来。在学校里的戈碧、在难过时的戈碧、在恶作剧时的戈碧。她很早以前就自认自己不是美女，因此从不刻意减肥或把肤色晒黑。她不刮腿毛，也不刮腋毛。戈碧就是戈碧；来自魁北克托罗斯河畔的戈碧；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英国人，全名是戈碧尔蕾·马库利的戈碧。
在研究所时代，我们就已经很要好。她痛恨自然人类学，而那正是我的专长；我讨厌人种学，而那却是她的最爱。当我们离开西北大学后，我前往北卡罗来纳州，而她则回魁北克。那些年来，我们见面的次数不多，全是靠电话维系情感。由于戈碧的缘故，我才得以在1990年在麦卡基尔大学获得客座教授职务。在我开始兼职担任验尸工作，并且继续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工作时，每隔六周便来回两地跑。去年我才正式结束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教职工作，回到蒙特娄担任全职工作。我很想念戈碧，并且享受这全新的友谊关系。
答录机上闪烁的红灯吸引了我的注意。在戈碧之前，好像还有别人打来过。我把答录机设定为铃响四声后自动录音，没想到四声的铃响和留言居然叫不醒我。我按下答录机上的播放键，录音带自动回转，然后开始放音。答录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发出哗一短声后，便放出戈碧录了一半的留言。还好，只有一通电话。我把签录机倒回最前面，然后换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