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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来家里的客人，都喜欢这只盘子。其实，我的客人不多，可以说很少。就只有两三回，唱歌唱得那么动听的潘越云和齐豫来过。当潘越云看见这个盘子时，她发呆了似的看了又看，说，“三毛，你不要这东西时，可不可以卖给我？”当时，她说得很认真。
我笑着对她说：“阿潘，你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像不像埃及女王？我看你前世是个埃及人吔！”
写到这里，又想到潘越云的容颜，越想越觉得她可能是一个埃及美人，我说的，是她的前生。
这个盘子友谊的纪念性太高，不然，如果把它卖给阿潘，可能得个好价钱。也说不定，阿潘的前世家中，就有那么一个令她看了就发呆的盘子。即使如此，也是无论如何不卖的。
仅存的三个石像
为了这张图片，前两天去了一趟洛杉矶中国城，站在书店翻看了一本《撒哈拉的故事》，在那本书第两百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页上明明记录了石像如何到我手中的来龙去脉，因为略说不足，就提起了这本书，不再在此叙述了。
当初得到时一共是五个，其中一个送给了一位通讯社的记者，另一个给了我的堂嫂沈曼，她在维也纳。
这种石像，光凭视觉是不够的，得远视，得近观，然后拿在手里，用触觉，用手指，慢慢品味线条优美的起伏，以及只有皮肤才能感觉出来的细微石块凹凸。
这三个石像，不能言传，只有自己用心体会。
深色鸟的眼睛比较死板了些，却板得不够拙，可是就线条来讲，在我，是摸不厌它们的。
还是说：是一个别人视为疯子的老大，在沙漠里的坟场中刻的，被我分了五个回来。
药瓶
有一年，因为身体不好已经拖了快十一个月了，西班牙医生看了好多个，总也找不出毛病，也止不住我的“情绪性大出血”。那一阵，只要又出血了，脸上就有些不自在，斜斜的躺在床上，听见丈夫在厨房里煮菜的声音，我就恨自己恨得去打墙。可是丈夫不许我起床，就连要去客厅看电视，都是由他抱出去放在沙发上的，一步也不给走。
为了怕再拖累他，我决定飞回台湾进入“荣民总医院”来检查。那一年，丈夫正好失业在家，婚后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么远，而手边的积蓄只够买一个人的来回机票。为着丈夫不能一起来台湾——只为了经济上的理由，上机前的那几天，丈夫的眼角没有干过。
在荣总住院的时候，我的《撒哈拉的故事》正好再版，感谢这笔版税，使我结清了医院十二天的帐单有余。我的性子硬，不肯求援于父母的。
医院说我一切健康，妇人出血原因很多，可是那次彻查并没有找到根源。等到我出院的时候，还是在出血，也就没有办法了。
那时候一位好心的亲戚问我吃不吃中药，我心里挂念着孤单单又在失业的丈夫，哭着要赶回去，也没心慢慢吃什么中药了。
父母还是将我送去了朱士宗医师的诊所，我也不管什么出血不出血，就向朱伯伯讲：我没有时间吃药，我要赶回西班牙去。
朱伯伯说：“中药现在可以做成丸药了，你带了回去服，不必要留在台湾的。”
我拿了药丸后的第三天，就订了机票，那时候丈夫的来信已经一大叠了，才一个多月。
快信告诉他，要回去了，会有好大一包中药丸带着一同去，请丈夫安心。
等我回到那个荒凉的海边小屋去时，丈夫预备好了的就是照片中的那只大瓶子，说是洗了煮了好多遍，等着装小丸子呢。
那个青花瓶子，是以前西班牙老药房中放草药用的，一般市面上已经难求了。我问丈夫哪里来的，他说是我的西班牙药房听说有“中国药丸”会来，慷慨送给我们的，言下对中国药十分尊重与敬仰。
说也奇怪，那流了快一整年的血，就在每天三次必服的六十颗丸药的服治下，完全治愈了。谢谢朱伯伯。
遗爱
这张照片上一共摆了四样小东西。
那么普通又不起眼的手链、老别针、坠子，值得拍出照片来吗？
我的看法是，就凭这几样东西来说，不值得。就故事来说，是值得的。
先来看看这条不说话的手链——Ｋ金的，上面两片红点。一小块红，是一幅瑞士的国旗、另一块，写着阿拉伯数字１３。
由这手链上的小东西，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手链原先的主人，很可能是个瑞士人，而且她是不信邪的。十三这个在一般西洋人认为不吉祥的数字，却被她挂在手上。
这条链子的主人，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路斯，是一个瑞士人。
路斯不承认自己酗酒，事实上她根本已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如果不喝，人就发抖。
试着劝过几次；她不肯承认，只说喝得不多。酒这东西，其实我也极喜爱，可是很有节制，就算喝吧，也只是酒量的十分之三、四就停了，不会拿自己的健康去开玩笑。
当路斯从医生处知道她的肝硬化已到了最末期了时，看她的神情，反而豁达了。对着任何人，也不再躲躲藏藏，总之一大杯一大杯威士忌，就当着人的面，给灌下去。
每当路斯喝了酒，她的手风琴偏偏拉得特别的精彩。她拉琴，在场的朋友们就跳舞。没有什么人劝她别再喝了，反正已经没有救的。
有时候，我一直在猜想，路斯是个极不快乐的人。就一般而言，她不该如此不要命的去喝酒，毕竟孩子和经济情况，都不算太差的。可是她在自杀。
那个医院，也是出出进进的。一旦出了院，第一件事就是喝酒。她的丈夫喝得也厉害，并不会阻止她。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天，我跑去看路斯，当时她坐在缝衣机面前车一条床单的花边。去看她，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路斯的生日。拿了一只台湾玉的手环去当礼物。
“玉不是太好，可是听说戴上了对身体健康是有用的。”我说。
路斯把那只玉手环给套上了，伸出手臂来对我笑笑，说：“我喜欢绿色，戴了好看，至于我的病嘛——就在这几天了。”我看着路斯浮肿的脸和脚，轻轻问她：“你自己知道？”
她不说什么，脱下腕上这条一直戴着的手链交给我，又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金表来，说：“只有这两样东西可以留给你，我的长礼服你穿了太大，也没时间替你改小了。”
我收了东西，问她：“你是不是想喝一杯，现在？”
路斯对我笑笑。我飞奔到厨房去给她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
她睇了我一眼，说：“把瓶子去拿来。”
我又飞奔去拿瓶子，放在她面前。
路斯喝下了整瓶的烈酒，精神显得很好。她对我说：“对希伯尔，请你告诉他，许多话，当着尼可拉斯在，长途电话里我不好说。你告诉他，这房子有三分之一应当是他的。”
希伯尔是路斯与她第二任丈夫生的孩子，住在瑞士，我认识他，路斯是住加纳利群岛的。
“还有什么？”我把她的手链翻来覆去的玩，轻轻的问她。“没什么了！”她举举空瓶子，我立即跑去厨房再拿一瓶给她。
“对尼可拉斯和达尼埃呢？”我问。
“没有什么好讲了。”
我们安静的坐着，海凤吹来，把一扇窗拍一下给吹开了。也不起身去关窗，就坐着给风刮。路斯一副沉思的样子。
“ＥＣＨＯ，你相信人死了还有灵魂吗？”她问。我点点头，接着说：“路斯，我们来一个约定——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先死了，另外一个一定要回来告诉一下消息，免得错过了一个我们解也解不开的谜。”
“先去的当然是我。”路斯说。
“那也未必，说不定我这一出去，就给车撞死了。”我说。
路斯听我这么说，照着西班牙习惯敲了三次木桌子，笑骂了一句：“乱讲的，快闭嘴吧！”
“你——这么确定自己的死吗？”我问。
路斯也不回答，拿了瓶子往口里灌，我也不阻止她，好似听见她的心声，在说：“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我陪伴着路斯静坐了好久，她那坐轮椅的丈夫，喝醉了，在客厅，拿个手杖举到天花板，用力去打吊灯，打得惊天动地。我们不去睬他。
“好了，我出去扫玻璃。”我说。
路斯将我一把拉住，说：“不去管他，你越扫，他越打，等他打够了，再出去。”
我又坐下了，听着外面那支手杖砰一下、砰一下的乱打声，吓得差一点也想喝酒了。
“不要去听他，我们再来讲灵魂的事。”路斯很习惯的说。我好似又把她的话听成“我想死”。
“好，路斯，如果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