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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卡里斯尔先生，”詹妮弗说，“我倒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说着，她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传票交到他的手里，然后转身对园丁说：“现在你们不必再挖了。”
第二天早晨，亚当·沃纳打来了电话，詹妮弗一下子便听出电话里是他的声音。
“我想，有一个消息你一定很愿意听到，”亚当说，“取消你律师资格的法律程序已经正式中止，现在你再也没有什么事需要担心的了。”
詹妮弗闭上双眼，心里默祷，感谢上帝。“你为我做了件大好事。我……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表示感谢。”
“俗话说，‘苍天有眼，公理常在’。”
亚当只字不提他和斯图尔特·尼达姆以及罗伯特·迪·西尔瓦发生冲突的事。当时尼达姆虽然感到十分失望，却还能冷静对待。
地区检察官却像一头愤怒的野牛。“你居然放过了那个妖狐子？啊，上帝！她是黑手党成员哪，亚当！你难道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你被她糊弄了！”
他就这样没完没了地一忽儿咒骂她，一忽儿挖苦亚当。最后，亚当终于听不下去了。
“有关她的证据全是假设，罗伯待。她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做了件错误的事，上了别人的圈套。在我看来，这不足以证明她是黑手党。”
最后，罗伯特·迪·西尔瓦说：“那好，这么说她照旧可以当她的律师啦。我衷心希望她仍在纽约开业，什么时候只要她一跨进我那个审判庭，我就非给她点颜色看看不可。”
此刻，亚当在电话里对詹妮弗绝口不谈这场争论。詹妮弗已经结下了一个死对头，这件事再也无法挽回。罗伯特·迪·西尔瓦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而詹妮弗则是个初出茅庐、立脚未稳的弱女子，是不堪他一击的。当然，她聪慧，富于理想，同时又是那么年轻、美貌，令人一见倾心。
亚当明白他从此不应该再与她见面。
有好几天，不，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詹妮弗真想撒手不干了。门上的招牌依然是詹妮弗·帕克律师，可是招牌骗不了人，尤其骗不了她自己。她并没有当上真正的律师。不论是下雨下雪，她的日子全在递送传票中打发过去，得到的是别人的白眼。有时她也接受行善积德的差使，为上了年纪的人索取粮食供应证，为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其他穷苦人处理各种法律事务。可是她总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
夜晚比白天更加难以打发。长夜漫漫，像是永远没有尽头。詹妮弗患有失眠症，即使入睡，也总是噩梦不断。这种情况早在她母亲撇下他们父女两人私奔的那天晚上就开始了，此后，她再也无法摆脱。
空寂孤独的生活使她精神备感压抑。偶有几次，她跟年轻的律师约会，她总会情不自禁地将他们跟亚当比较。谁也比不上他。在与他们共进晚餐之后，在影剧院散场之后，他们送她回家。她在进门之前往往有一番思想斗争。詹妮弗始终闹不清，他们慷慨做东，招待一顿晚餐，上上下下四层楼梯，是否就为了占有她的身子。有几回她差点要答应下来。那不过是为了有人做伴，打发漫漫长夜；为了有人可以依附，共同分担她的忧愁。但是她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说会道，可以跟她同床共寝、暖烘烘的躯体，而且是一个钟爱她，也为她所钟爱的人。
那些对她怀有特殊兴趣、抱有非分之想的男人全是有妇之夫。她断然拒绝跟他们单独外出。她记住了比利·怀尔德创作的优秀影片《公寓》中的一句话：“如果你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你不应该涂脂抹粉。”詹妮弗的母亲已破坏了一个家庭，使她的父亲心碎而死。这件事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圣诞节来临了，接着是新年。詹妮弗都是孤零零地在寂寞中打发过去的。大雪纷飞，全城披上了银装，酷似一张硕大无比的圣诞节卡片。詹妮弗在街头踯躅，看着路上行人匆匆回到温暖的寓所，回到亲人的怀抱，想到自己孑然一身，心中好不凄苦、空虚。她无限思念她的父亲。直至节日过去，她才松了一口气。1970年会好起来的，詹妮弗安慰自己说。
詹妮弗情绪特别低落时，肯·贝利往往设法使她高兴起来。他带她去麦迪逊广场花园观看演出，上迪斯科俱乐部跳舞，或去观赏话剧或电影。詹妮弗心里明白他对她颇有好感，可他又在自己跟詹妮弗之间构筑起了一道屏障。
到了三月，奥多·温泽尔和妻子决定迁居佛罗里达州。
“我年岁大了，受不住纽约冬天这个冷劲，”他告诉詹妮弗说。
“我会想念你的。”詹妮弗说的是心里话，她越来越真心地喜欢他了。
“对肯要好好照顾啊。”
詹妮弗困惑不解地瞧着他。
“他从来也没跟你说起过吗？”
“说什么？”
他犹豫了半晌，才说：“他的妻子自杀死了。他认为全是他自己的过错。”
詹妮弗浑身一震。“多么可怕！为什么……她干吗要自杀？”
“肯和一个金发小伙子睡在床上胡搞，让她抓住了。”
“啊，上帝！”
“她朝肯开了一枪，转过来把枪口对准自己。肯活下来了，她自己却死了。”
“多么可怕！我根本不知道……竟……”
“我懂你的意思。是啊，他时常乐呵呵的，可是心里却深埋着隐痛。”
“谢谢你告诉我。”
当詹妮弗回到事务所时，肯对她说：“这么说，奥多老兄要离开我们了。”
“是的。”
肯·贝利露齿一笑。“我想现在只剩下你我两人来对付这大千世界了。”
“我想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詹妮弗想，这话一点不假。
打这以后，詹妮弗对肯另眼相看了。他们常在一起吃午饭或晚饭。詹妮弗在他身上找不到半点同性恋的影子。但是她知道，奥多·温泽尔讲得很对：肯把自己的隐痛深埋在心里了。
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当事人从街上步行来到她的事务所。这些人一般穿得破破烂烂，脸上带着惶惑不安的神色。有的时候，他们请她办理的尽是些无头案。
有些妓女也来找詹妮弗，请她帮助处理保释事宜。詹妮弗看到好些个妓女年轻可爱，不免十分惊奇。这些人给她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尽管数目不大。她不知是谁打发她们来找她的。她问肯·贝利，他只是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奉吉，便径自走开了。
每逢有当事人来找詹妮弗，肯·贝利总是小心地离去。他像一个自豪的父亲，鼓励詹妮弗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曾有过几宗离婚案子，可詹妮弗全都拒不办理。她忘不了自己在大学读书时一位教授讲过的一句话：“离婚案子与律师之间的关系如同直肠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一样。”多数办理离婚案件的律师声名狼藉。俗话说：夫妻闹得面红耳赤之时，便是律师捞取钞票之日。人们把漫天要价的办理离婚案件的律师称做“轰炸机”，因为他们运用法律上的“重磅炸弹”为当事人打赢官司，结果往往是毁了丈夫，毁了妻子，也毁了子女。
但来找她的主顾中也有少数情况例外，这使她感到迷惑不解。
从穿戴来看，这些人生活优裕；他们要办理的案件也不是她习惯于处理的小官司，而是涉及大笔美元的财产纠纷，甚至是上乘的法律事务所也乐于经办的案件。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詹妮弗问。
答复往往总是闪烁其辞：朋友推荐的啦，从报上读到的啦，在社交场合听说的啦……。直到有一次，一个当事人在讲述自己的情况时无意中提到了亚当·沃纳，詹妮弗这才恍然大悟。
“是沃纳先生叫你来找我的，对吗？”
当事人显得有几分窘迫。“哦，是这样，他告诉我和你谈话时不提他的名字为好。”
詹妮弗决定给亚当打电话，因为毕竟她是欠着他的人情债，她要客客气气而又正正式式地表示谢意。自然，她不能留给他一个错误的印象，似乎她除了表示谢意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她事先把在电话里要讲的话在脑子里默默斟酌了一遍又一遍。当詹妮弗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电话时，那边的秘书告诉她沃纳先生到欧洲去了，要过好几个星期才能回来。这多么叫人扫兴啊，詹妮弗感到格外沮丧。
她不知不觉地越来越经常地想到亚当·沃纳。他们首次见面的那个晚上的情景不断在她脑海中重现，她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失态。不过，当她孩子般地使性子，把心中的怒气向他劈头盖脸地发泄时，他居然耐得住性子，这倒是难能可贵的，现在，他除了已经为她所做的一切之外，又给她送来了主顾。
过了三个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