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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北战绩向国大献礼”（戴之奇是三青团中央委员）——这可真是盲人瞎马，前途叵测。
蔡智诚对二哥的忧虑十分理解，但他却并没有感到特别担心。因为，在46年12月，国民党军正处于全面进攻的高潮时期，半年来，国军已经连续夺取承德、张家口、淮阴等一百多座大小城镇，在华东战场上，国军更是控制了苏中、杀进了苏北，“成功地”把共军挤向了鲁南（电影上的解放军战士有句牢骚话“反攻反攻，反到山东”，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所以，蔡智诚觉得，虽然整69师的状况不大好，但完成“追穷寇”的任务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47年的1月份，蔡智诚忽然在报上看到了“整69师沭阳受挫”的消息，联想起二哥的那封信，这才感觉到有点慌神。他连忙四处打探详情，搞了半天终于知道，就在上个月中旬、也就是收到哥哥来信的时候，整69师已经在宿迁附近“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师长戴之奇自杀（他是解放战争中头一个“成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副师长饶少伟被俘。
（注：宿北战役——1946年12月13日，国民党整编第69师沿宿新公路向新安镇、整编第11师沿宿沭公路向沭阳攻击前进。15日，山东、华中野战军抓住两股敌军行进间隙过大的战机，组织三个纵队另两个师的兵力在晓店镇、嶂山镇地区向整69师发起突击，于19日凌晨将其全歼——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华东解放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转折性战役，也是粟裕大将自叙“平生最紧张的三个战役”的第一次）
师长阵亡、副师长被俘，副官处主任也肯定没有啥好下场。
李行和莫永聪帮着蔡智诚分析：以蔡二哥的身份，如果不战死，即使脱逃回去也躲不过军法处置，存活的唯一希望就是当俘虏——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蔡智诚就诚心诚意地盼望着哥哥投降了共军，只可惜，一封遗书最终还是断绝了他的希望。
蔡智仁是46年12月18日自杀身亡的。
从12月15日黄昏时起，整69师师部就被山东野战军2纵（韦国清部）和华中野战军9纵（张震部）包围在人和圩（今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侍岭镇吴圩村），战至18日下午5点，9纵突击部队冲进了村内。此时，预3旅和第60旅已被山东野战军1纵（叶飞部）和8师（何以祥部）歼灭，而东南方向的胡琏整11师（即“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戴之奇曾经是这个军的副军长）却依然不见踪影，驻守苗庄的董继陶41旅也呼叫不通。
苗庄村在人和圩的北面两公里，连续几天，那个方向都十分安静（据《张震回忆录》记载，从16日起，2纵和9纵就集中力量进攻人和圩，只派了少量部队对41旅进行监视），所以，戴之奇就命令蔡智仁带着他的手令去苗庄找董继陶，请41旅赶紧来救命。
没有人知道蔡智仁是怎么突破封锁的，反正他于傍晚时分到达了41旅旅部。可董继陶接到命令之后却并不愿意服从，他认为这时候靠近师部等于是去送死（这倒是真的），所以拒不肯发兵。蔡副官没有办法，只得写了几句遗言，然后对着自己的胸口打了一枪。
夜里9点，在人和圩等不到救兵的戴之奇喊了几句忠于党国的口号，也朝自己脑袋开了枪（他的左轮手枪被9纵缴获了，后来由张震将军收藏着，直到79年才按规定上交）。
19日凌晨4时，整编69师师部被2纵和9纵攻破。
第41旅旅长董继陶最后跑出去了（在台湾以少将军衔退役），他还算是不错，专门派了个副官把蔡智仁的遗书送到遵义，蔡家人这才知道了二儿子的结局。那封遗书只有一百多个字，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一是说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只有以死尽责；二是希望家里人把他妻子接回遵义去，并要求蔡智诚过继一个孩子给他的遗孀——看样子，他还是坚信妻子会为自己“守节”的。
可送信的副官却告诉蔡家老人，他已经去找过蔡智仁的太太，初衷是想把她一起带到贵州来，可蔡夫人听完丈夫死亡的经过，只说了一句话：“他寻死之前没有想到我，死了以后再安排这些有什么用？”，然后就收拾东西回娘家了……
蔡式超先生流着眼泪感叹道：“她说得对、说得对，不必再去打扰人家了”。
一年以后，蔡老人也去世了。
1947年2月，蔡智诚结束了北平训导队的学习，准备返回南京。
按计划，这批“留美军官”将在7月份再度集中，并进行最后一次考核，考核时必须呈交一份“业务报告”，大致相当于专业论文。蔡智诚的作战经验不多，所以选定的研究方向是“伞兵部队的基本训练”，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倒还满有心得。
在当时，空军司令部已经规定伞兵的补充兵员主要来自各军用机场的警备部队，也就是“场兵”，可蔡智诚却对场兵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正巧，与他同在南苑训导队学习的有两个济南场站的军官，两位同学热情地邀请蔡中尉到泉城去“考察考察”，于是，蔡智诚就到空军第二军区（空军训导大队的教务由他们代管）开了张证明，坐上飞机、直奔山东省会而去了。
这以后的一段故事，已经写在《国军空军罢工事件趣闻》里了，大家也许都知道了吧……
1947年3月，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转折点。这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度过了最初的艰难阶段，而国民党军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不得不将“全面进攻”改成了“重点进攻”。
以华东战场为例，46年年底，粟裕兵团放弃华中根据地、与陈毅兵团共同组成了华东野战军，兵力更为集中、机动范围更大，从而可以攥紧拳头、打击处于分散状态的国民党军——46年12月，解放军在宿北战役中歼灭整编第69师；47年1月，在鲁南战役中全歼整26师、整51师和第1快速纵队；2月，在莱芜战役中又一举歼灭整46师和第73军，并俘虏了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创造了开战以来的新记录。
三个月之内被消灭了十五万人马，薛岳长官明显不是粟裕司令员的对手，蒋委员长无奈之下撤消了徐州绥靖公署，改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华东和华中（徐州、郑州）的战事。
“徐州陆总”的设立，标志着国民党“全面进攻”战略的结束，也标志着“重点进攻”阶段的开始。
当时，顾祝同有两个任务，首先是“黄河归故”——抗战期间，蒋介石扒开了花园口，决口的黄河水在河南、安徽和江苏形成了千里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就计划重新合龙花园口，使黄河恢复故道、让灾民回归家园。
这件事从民生角度来讲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军事上。
黄河改道，原先的河道就断流了。抗战期间，八路军在干涸的故道附近建立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而现在，一旦河水“归故”，这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解放区势必将被分隔在黄河两岸，从而在军事上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这项工程从“国共和谈”到“全面进攻”时期都没有能够办成，一直拖到“重点进攻”的47年3月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换个角度来看，刘邓大军于1947年的雨季离开根据地、挺进大别山，除了战略上的主动选择之外，其实也有受“黄河归故”影响的被迫无奈）
“徐州陆总”的第二项任务是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这件事，一开始干得也不错。
在当时，顾祝同的手下真可谓是兵强马壮——二十四个整编师、四十五万大军，其中还包括了“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师、整11师和第五军——这么多的精锐主力集中在一起，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策略，呈纵深梯次向前攻击，解放军一时还真没有办法对付。
很快，临沂、泰安等战略要地相继被国军攻占，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被打通，南京的火车终于可以开到北平了。
而就在这时候，又从西北传来了一个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
说起来，进攻延安的事情差一点就与伞兵有关系。
47年春节过后，伞兵总队抽调五个战斗队（加强连）的一千一百多人秘密集中、准备对延安实施空降突袭。部队先是在南京进行伞降训练，然后又转到西安郊区进行地面模拟，并针对不同情况拟定了数套作战方案，目的是在地面兵团接近目标的同时，迅速控制延安机场（机场是乘车离开延安的必经之地），并对杨家岭、王家坪等重点目标实施攻击。
3月15日，各项工作准备就绪，配合行动的运输机和轰炸机部队也已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