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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王光炜此时并没有在第八军担任职务，严格的说，他还属于贵州的遵义师管区，根本不是第八军的人。所以何绍周军长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只好把他写成是“309团代理团长”，可这么一来，以后介绍松山战斗的材料就出现了混乱，在有的文章里，309团在战场上同时出现了团长和代理团长，让人莫名其妙；有的文章又把王光炜说成是“103师补1团团长”，其实103师哪里有什么补1团，补1团在遵义，王光炜是跑到松山前线临时客串“前敌指挥”的，可惜这个“前敌指挥”的差事又被李弥副军长中途收回去了，王团长也就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物。
同样“不伦不类”的还有蔡智诚，这位大学生也是自己跑来“客串”喷火兵的。王光炜觉得不能亏待了自己的小兄弟，决定也给他弄枚勋章挂一挂，可填写材料的时候却又犯了难——军衔填成什么？说他是个小兵吧，好象太委屈了一点，说他是个军官吧，又没有任何凭据。想来想去，最后写了个“技术准尉”，正好介于官和兵的中间。
这份请功材料给蔡智诚带来了一枚六等云麾勋章，虽然比不上“青天白日”和“宝鼎勋章”，但仍然算得上是很高的荣誉，毕竟，当时的国军官兵中能得到这种奖励的人并不多。
奖章一时半会的还不能到手，要等到召开表彰大会的时候才能颁发。这当然无关紧要，大家依然很高兴。
最高兴的莫过于王光炜了，得了“青天白日”、又荣升为少将，103师师长的位置看来已经是十拿九稳。王少将虽然一再叮嘱大家“不许胡说”，但终究还是掩饰不住满脸的得意。
这时候，有传闻说，第八军的某位首脑将要调任昆明警备司令——底下的军官们普遍猜测那一定是李副军长，因为李弥是云南人，由他出任云南省会的警备司令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不过，在云南这个地界，地方大权掌握在龙云手里，军队调派控制在杜聿明手上，所谓“警备司令”根本是有名无实，远没有在部队担任主官来得痛快——以李弥的性格，如果到了那个位置上，一定是够难受的。
蔡智诚暂时留在了103师，他在营房里盼望着自己的勋章，同时也等待着新任师长王光炜的到来。
谁晓得，等到11月份，忽然从军部传来消息，调任昆明警备司令的居然是何绍周，李弥升任第八军军长。这么一来，王光炜的师长职务就泡汤了。
12月初，盼望已久的授勋表彰大会终于召开了，即将离任的何绍周军长在昆明给第八军的立功人员颁发勋章。蔡智诚穿着崭新的制服，云麾勋章在胸前闪闪发亮——按照规定，准尉阶级的军人最高只能颁发第六等的勋章，“六等云麾”虽然个头小一点，只能“襟授”、没有绶带，但它同时配发勋标，即便是穿常服的时候也能在衣领下边别起一个小牌牌，随时告诉别人自己是个有战功的英雄，还真是挺威风的。
王光炜没有参加表彰会。李弥升任军长以后，不仅没有让他当师长，反而宣布他为“荣誉军部附员”，意思是不承认他是第八军的正式军官。这可把王少将气坏了，他连“青天白日”也懒得领，径自回贵州享清闲去了。
不过，李弥军长对陈永思团长还是挺不错的，把他提升为103师的副师长，弄得老陈十分开心。可是，王光炜少将临走的时候却恶狠狠地说：“别高兴得太早，等他稳定好部队，早晚会来收拾你们的！”，果不其然，一年以后，包括陈永思、王景渊在内的一帮师长副师长全都被解除了职务，直接赶出军队、打发回家去了……
（直到1948年底，“嫡系将领”们在各个战场或被击毙或被俘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国民政府才赶紧重新起用这批“赋闲人员”，给他们升官加爵、让他们招兵买马。然而，这些“临危受命”的将领们早就对“党国”寒透了心，手握兵权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起义）
长官们的这些事，蔡智诚管不着、也不十分关心。表彰大会之后，他没有返回103师的营地，而是留在昆明等着军部给他出具推荐信，以便能够参加当时正在组建的青年军207师。
12月中旬，推荐信终于到手了。信里面把蔡智诚吹捧得天花乱坠，夸奖他是个身家清白、忠于党国、品德高尚、智勇双全的大好青年——凭着这份鉴定，别说去青年军，估计进国防部都没有多大问题。
蔡青年高兴极了，于是就请送信的师部副官喝酒。
吃饭的时候，103师的这位副官突然问他：“小蔡，如果有比207师更好的部队，你愿不愿意去？”
“哦？更好的部队？在什么地方？”
103师的这位副官姓王，说起来，他已经是第二次给蔡智诚送信了。
上次送来的是蔡智仁的便条。二哥蔡智仁已经随戴之奇将军去青年军201师上任了（201师当时驻扎在四川璧山，戴之奇由十八军副军长改任201师师长），二哥邀请弟弟到他那里去。信上说，201师是“青年第一师”（青年军各师的番号由201至209），兵源素质和武器装备都可以得到优先保证，完全能够满足三弟的从军愿望。二哥还说，他已经和103师方面通了气，弟弟用不着开具“推荐信”，只要搭乘交通二团的军车去四川就行了。交通二团是蔡二哥的老部队，当时正承担着西南地区各兵站之间的长途运输任务，只要向兵站站长提起一连长蔡智仁的名号，搭个便车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二哥安排得很周到，可蔡智诚却不想去201师。
在103师的这段经历使蔡智诚有了一个体会：在部队里，熟人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他原本并不想介入长官之间的纠葛，但却因为熟人和家庭背景的关系，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派系斗争的旋涡之中——蔡智诚投身行伍的志向是希望“建设一支纯洁的、高尚的新式国防军”，而这种充满了封建旧习气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裙带之风正是他这个饱受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大学生极端厌恶的东西——所以，他不愿意再去依附哥哥，再去享受那些亲属关系庇护之下的特殊照顾。
在103师的经历也使蔡智诚感觉到：军队的种种陋习并不象他原来预想的那样简单。不良现象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士兵的愚昧无知，更主要的还在于领导阶层中遗存着的旧军阀传统——以第八军为例，虽然手里操纵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可干部的思想却仍然停留在半封建的状态，信奉的依旧是满清时候的曾国藩的教条。在这些军人的观念里，忠于“国家”和“主义”的口号其实是虚幻的，效忠于某一位长官或者某一类势力才是最实际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导下，军队不可能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保卫者，只能沦为极少数“精英”表现其个人声望、谋取小团体私利的工具。
蔡智诚虽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却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这个状况。对于一个入伍不久的小兵而言，一切都显得无能为力，他只得期望自己能够通过改换门庭、找到一个新型的“好的”部队，能够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真正实现军队和国家的进步。
蔡智诚的这些想法，103师的那位副官并不理解，或者并不关心。
吃饭闲聊的时候，王副官更多的是羡慕“蔡兄弟”有那么好的家庭关系，并且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
按照王副官的说法，云南、广西、四川等西南各省，都有属于本地方的集团军，而惟独贵州，自从王家烈倒台以后，部队就被拆得七零八落。国军里头虽然有十多个“贵州师”，在抗战中的表现也不坏，却总是在各个军之间调来调去、无法捏到一起。第八军原本是贵州籍军人唯一的希望，现在何军长调走了、换了个云南人李弥，各师的师长也调来调去，再也形不成气候……王副官悲伤地感叹道：“何老总在中央有那么大的权势，怎么就连家乡的一支军队也保不住呢？”
然而，蔡智诚却比较赞同何应钦的豁达大度。他认为，以地方势力为基础的建军方式根本就属于封建陋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象以往“湘勇”、“淮军”那样的做法是不符合民主社会的要求的，军人的理想，归根到底应该是为国家和全民族而战斗，是否编成同乡团体、或者由谁来领导其实并不重要。蔡智诚说：“你看，我们贵州人在云南打了胜仗，还不是一样能够得到全体民众的褒奖？黔军不黔军的又有什么区别”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王副官有点急了：“你是个大学生，打几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