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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60年，英国就试制了一种绞刑机（为处死费勒爵士而研制的）。它使用了一个支撑台。这个支撑台可以在犯人脚下张开。这就避免了死亡的拖延，还避免了犯人与刽子手之间的冲突。这个绞刑机经过改进，最终在1783年正式采用。同年还废除了从伦敦纽盖特监狱到泰布伦刑场的传统游街仪式。同年，在戈登暴动之后，利用重建监狱的机会，在纽盖特监狱设立了绞刑架（见H山bert，85～86）。法国1791年法典的著名第3条规定：“凡被判处死刑者均处以断头。”这包含着三重意义。首先，对一切入使用同一种死刑（用1789年12月1日通过的吉洛丹的提案中的说法：“无论犯罪者具有何种身份和地位，相同罪行将受到相同惩罚”）。其次，一下完成对每一个犯人的死刑，不再使用“拖延时间从而十分残酷的”处决方式，诸如勒佩尔蒂埃所指责的绞刑架。第三，惩罚只是针对犯人个人，因为斩首原来是用于贵族的死刑，对于犯人家庭来说是耻辱最小的。1792年3月首次使用的断头机最完善地体现了这些原则。死刑被简化为明显可见但瞬间便完成的事情了。法律、执法者与犯人身体的接触也只有一瞬间了。再也没有体力较量了。刽子手只须如同一个细心的钟表工人那样工作就行了。“经验和理智表明，过去使用的砍掉犯人头颅的方法使犯人面临比丧失生命更可怕的酷刑，而这正是当时法律的明确意图；因此，处决应该在一瞬；同、用～次打击来完成。但实例表明很难做到这一点。为了达到完善的方法，必须依赖固定的机械手段——因为其力量和效果是能够确定的。……制造这种准确无误的机械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根据新法律的意图，斩首将在瞬间完成。如果这种机器看来是十分必要的，它就不会引起任何轰动，甚至不会引人注意”（Saint－Edme，161）。正如监狱剥夺人的自由，也正如罚款减少人的财富，断头机也是在几乎不触及人的肉体的情况下夺走人的生命。其目的就是对一个拥有各种权利，包括生存权的司法对象行使法律，而不是对一个有疼痛感觉的肉体行使法律。
无疑，在法国，旧式公开处决的某些因素一度附着在新的有节制的方法上。犯迁逆罪者，包括武君者，被送上断头台时要身着黑纱，直到1832年，还要先被砍掉一只手。此后，装饰的黑纱依然长期保留着。1836年11月对暗杀路易一菲力普（I－。ms－Phllppe）“的未遂犯菲埃希（Fieschi）的判决便是一例：“他被带到刑场时应身穿衬衫，赤脚，头上罩着黑纱。当官员向民众宣读判决书时，他将被展示在断头台上，然后立即处决。”我们会由此想到达米安，并且注意到死刑的最后一点附加物：表示哀丧的黑纱。人们再也看不到犯人的面孔。只是在断头台上宣读的判决书公布了罪行，而罪犯则不露面（罪犯越罪大恶极，越不准亮相：既不准他看见外界，也不让外界看到他。这是当时的流行观念。人们应该给叛逆者“制造一个铁笼或挖一个不透光线的地牢，使他永远地消遁”。——mMOlefle，275～277）。公开处决的最后这点遗迹是对这种行刑方式的废止判决：用一块布来遮藏肉体。三重罪犯（武母，同性恋和谋刺）伯努瓦（Benoit）是第一个不再被砍掉手的逆犯：“在宣读判决书时，他站在由郭子手们支撑的断头台上。这是一个恐怖的场面；他被一块白色的尸衣包住，头上罩着黑纱。这个叛逆躲开了沉默人群的目光。生命藏匿在这些神秘不祥的衣物下，仅在凄惨的喊叫声中表明自己的存在，旋即在刀下了结”（《判决公报》，1832年8月30日）。
19世纪初，肉体惩罚的大场面消失了，对肉体的酷刑也停止使用了，惩罚不再有戏剧性的痛苦表现。惩罚的节制时代开始了。到1830年一1840年间，用酷刑作为前奏的公开处决几乎完全销声匿迹。当然，对于这种概括性的结论需要做一些限定。首先，这些变化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也不是某一种发展进程的结果。也有滞延现象。奇怪的是，英国是公开处决消失得最迟缓的国家之一。其原因也许是，陪审团制度、公开审讯制度和对人身保护法的尊重使其刑法具有一种楷模形象。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1780年一1820年的大骚乱时期不愿削弱其刑法的严峻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罗米利（Romily）、麦金托什（Mackintosh）和巴克斯顿（Fowel！Buxton）都曾试图减轻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繁杂而严厉的刑罚，但未成功。罗西（ROSSi）把英国法律描绘成“狰狞的屠宰”。（实际上，陪审团也往往认为规定的刑罚太苛酷，因此在量刑时尽量从宽。）而刑罚的严厉程度还在不断地增强。1760年，布莱克斯通普列举出英国法律所规定的160种死罪。到1819年，死罪增加到223种。其次，我们还应考虑1760年一1840年；旬的各种反复。在奥地利、俄国、美国以及立宪会议时期的法国都曾进行急剧的改革，然后在欧洲反革命时期以及1820年一1848年的社会大恐慌时期则出现倒退；紧急状态时期的法庭和法律也造成暂时的变化；在法律和法庭的实践之间也有差距（法庭的实践绝不会如实地反映立法状况）。所有这些因素都使19世纪初的转变显得参差不齐。
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到1840年多数变革已经实现，惩罚机制也相应地采用了新的运作方式，但是这一过程远未完成。减少酷刑的潮流是以1760年一1840年的大转变为背景的，但并未在这一时期终结。可以说，公开处决的习俗长期以来纠缠着我们的刑罚体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法国，断头机这种迅速完成死刑的机器体现了一种关于合法死刑的新伦理。但是，大革命随即赋予它一种大型戏剧仪式。在许多年里，它提供了一种景观。因此，不得不将它移到圣雅克要塞；用封闭的马车取代敞开的囚车，把犯人从车厢直接推上断头台；在人们没有料到的时间里迅速完成处决。最后（在1939年处决魏德曼之后），为了防止公众接近，断头机不得不设在监狱里，并且封锁通往监狱的街道，秘密执行死刑（如1972年在桑戴处决布菲和邦当）。描述现场情况的目击者甚至会被追究，以此来保证处决不再成为一种景观，而只是法律与其制裁对象之间的一种奇怪的秘密。我们必须指出，那么多的防范措施表明，时至今日死刑依然是一种景观，因而必须切实地禁止围观。
同样，在19世纪中期，对肉体的摆布也尚未完全消失。无疑，惩罚的重心不再是作为制造痛苦的技术的酷刑，其主要目标是剥夺财富或权利。但是，诸如强制劳动、甚至监禁——单纯剥夺自由——这类惩罚从来都有某种涉及肉体的附加惩罚因素：限量供食，性生活被剥夺，体罚，单人囚禁。这些难道不正是监禁的客观必然结果吗？事实上，即便是最单纯的监禁也总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肉体痛苦。一种针对19世纪初教养制度的批评认为，监禁作为惩罚是不够的，因为囚犯与许多穷人甚至工人相比，既不那么挨饿受冻，而且被剥夺的更少。这种批评提出了一种从未遭到否定的要求：犯人应该比其他人受更多的肉体痛苦。把惩罚与附加的肉体痛苦分开是难以做到的。怎么可能有一种非肉体的惩罚呢？
因此，在现代刑司法体系中存留着“酷刑”的痕迹。这种痕迹从未完全抹掉，而是逐渐被非肉体刑罚体系包裹起来。
在过去两百年间，刑罚的严峻性不断减弱，这是法律史学家所谙熟的现象。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笼统地视之为一种数量现象：更少的残忍，更少的痛苦，更多的仁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实际上，与这些变化伴随的是惩罚运作对象的紧换。那么，惩罚强度是否减轻了呢？结果或许如此。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惩罚对象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最严厉的刑罚不再施加于肉体，那么它施加到什么上了呢？理论家们在1760年前后开创了一个迄今尚未结束的时代。他们的回答简单明了。答案似乎就包含在问题之中：既然对象不再是肉体，那就必然是灵魂。曾经降临在肉体的死亡应该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马布利“明确彻底地总结了这个原则：“如果由我来施加惩罚的话，惩罚应该打击灵魂而非肉体”。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惩罚景观的旧伙伴——肉体和鲜血——隐退了。一个新角色戴着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