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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太担心，”她戴上眼镜，“保准手到擒来。”
“但愿。”我说。
但事情当然不那么简单。我去了道政府观光科，转了各种观光点和旅行社，访问了登山协会，大凡同旅游观光和山有关的地方也都转了。但没有一个人对照片上的山有印象。
“山形太普通了，”他们说，“况且照片上的只是局部。”
我转一整天只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仅看局部是很难推断山的名字的，除非很有特征的山。
路上我进书店买了北海道全道地图和一本叫《北海道的山》的书。北海道山多得令人无法置信，并且山色山形个个难分彼此。我把鼠照片上的山逐个对照书中照片上的山，不出10分钟就头痛起来。问题首先是书中照片拍摄的山仅仅是北海道所有山的一小部分。而且纵使同一座山，只消改变一下角度印象也截然不同。“山是活的。”作者在书序言中写道，“角度、季节、时间抑或心情的些微变化都会使山大变其观。所以我们须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我们通常仅能把握山的一部分、山的一个断片。”
“得得！”我不由出声叹道。叹罢重新开始这已认为是徒劳的作业。听报时钟打响5点，坐在公园长椅上和鸽子一起嚼玉米花。
女友收集情报作业在质量上比我稍强，但在徒劳这点上并无不同。两人在海豚宾馆后面一家小饭馆边吃简单的晚饭边交换今天一天各自的遭遇。
“道政府畜产科基本什么都不知道。”她说，“就是说羊已是被弃置不管的动物。养羊划不来，至少在大量放养这一形态上。”
“那么，也可以说养得少故而容易找。”
“也并不是那样的。如果绵羊饲养业兴旺，也就有独立的协会活动，政府部门就可以掌握相对完整的脉络；而在目前情况下，根本摸不清零星绵羊饲养业的现状。因为大家像养猫养狗似的随便养那么几只。大致晓得的绵羊饲养者的住址有30处左右，这已是4年前的资料了，4年时间应该有不小变化。因为日本的农业政策每3年就猫儿眼似的变一次。”
“得得！”我边喝啤酒边叫苦，“看来出师不利啊！北海道有一百多座样子相仿的山，绵羊饲养业的实况又完全摸不着头绪。”
“不是才只过去一天么，一切刚刚开始。”
“你耳朵没捕捉到灵感？”
“灵感暂时来不了啦，”说着，她夹起煮鱼，喝口酱汤，“这个我已多少知道的。灵感的到来只限于我因为什么迷惘的时候或感到精神饥渴的时候。现在不同的。”
“就是说，不到快淹死时救生绳不来？”
“是的。我现在和你这么活着感到十分充实。充实的时候灵感是不会来的。所以我们只能以自己的力量找到羊。”
“真弄不明白，”我说，“现实中我们已被迫赶得气喘吁吁。要是羊找不到，我们将被逼人十分狼狈的境地。至于如何狼狈我也并不知道。但既然那伙人说要把我们逼入狼狈境地，那指的就是真正的狼狈境地。毕竟他们是老手。即便先生死了，也还有组织剩下。那个组织在日本全国如下水道一般无处不在，企图把我们逼入困境。我也觉得事情来得荒唐，但现实已经那样。”
“那么说，岂不成了电视里的《宇宙入侵者》了？”
“在荒唐这点上。总之我们已经被卷了进去，我说的我们指的是你和我。一开始是我自己，中途你加入进来。这还不能说是快要淹死了？”
“哎哟，我喜欢这样的。比同陌生人上床、露出耳朵照镁光灯、校对人名辞典好多了。生活就应该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说，“你没有快要淹死，救生绳也不会来。”
“是那么回事。我们要以自己的努力找羊。我也好你也好肯定并非那么窝囊废。”
或许。
我们回宾馆性交。我非常欣赏性交这个词，它使人联想起某种形式有限的可能性。
但我们在札幌的第3天第4天也一无所获。我们8点钟起床吃优惠价早点，分头度过一天，傍晚边吃晚饭边交换情报，回宾馆性交睡觉。我扔掉旧网球鞋买了双新轻便鞋，到处给几百个人看照片。她以政府部门和图书馆的资料为基础开列了一个长长的绵羊饲养者一览表，一个接一个打去电话。然而收获是零，没有一个人对山有印象，没有一个绵羊饲养者晓得背部带星纹的羊。倒是有一位老者说记得在南桦太见过这样的山，但很难设想鼠到过桦太。桦太到东京不通快信。
第5天第6天过去，10月一屁股坐在札幌街头。阳光固然温煦，但风已夹带凉意。黄昏时分我便穿上带有薄棉絮的运动服。札幌街道宽阔，且直得令人厌倦。这以前我不知道在仅由直线构成的街道行走竟如此消耗人的体力。
我确实在消耗自己。第1天东南西北的感觉消失了，开始觉得东的对面是南。于是在文具店买了指南针。手拿指南针转悠起来，街道迅速化为非现实性存在。建筑物看上去俨然摄影棚里的布景，路上行人如同用纸壳剪下来似的扁平扁平。太阳从呆板板的大地的一边升起，如炮弹一般在天空画着弧形落往另一边。
我一天喝7杯咖啡，每隔1小时小便1次，食欲渐次减弱。
“在报纸登则启事如何？”女友提议，“我是说希望你朋友跟我们联系。”
“主意不赖。”我说。有无效果自当别论，起码比什么也不做好得多。
我转了4家报社，在第二天的早报上登了3行启事。
鼠：乞速联系。
十万火急！！
海豚宾馆406室
往下两天，我在宾馆房间等电话。电话打进3个。一个是一位市民的，问鼠是什么意思。
“我朋友的绰号。”我回答。
他满意地放下电话。
一个是开玩笑电话。
“啾啾，”打电话的人说，“啾啾。”
我放下电话。城市真是个怪地方。
另一个是语声极为细小的女士打来的。
“大家都管我叫鼠。”她说。从语声听来，远处的电话线似乎随风飘摇。
“特意劳您打来电话，不好意思。我找的是男的。”我说。
“估计是男的。”她说，“不过反正我也给人叫鼠，所以想最好还是打个电话……”
“实在谢谢。”
“啊，不用谢。那位可找到了？”
“还没有。”我说，“遗憾。”
“我要是就好了……可终归不是。”
“是啊，遗憾。”
她沉默不语。这时间我用小指尖搔耳根。
“真的想和您说说话。”她说。
“和我？”
“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今早看到报纸上的启事一直心神不定，不知好不好给你打个电话。我想肯定会打扰您的……”
“那么说，人家管你叫鼠是说谎喽？”
“是的。”她说，“谁也没管我叫什么鼠。说到底连个朋友也没有。所以很想找人说说话。”
我叹口气：“也罢，反正谢谢了。”
“对不起。您是北海道的？”
“东京。”我说。
“从东京来这里找朋友？”
“不错。”
“他多大年纪。”
“刚32。”
“您呢？”
“差两个月30。”
“独身？”
“是的。”
“我22。年龄一大，好多事情都会变得开心是吧？”
“会不会呢，”我说，“不清楚。有的变得开心，也有的相反。”
“要是能吃着饭慢慢聊就好了……”
“对不起，我必须一直在这里等电话。”
“是啊，”她说，“啰啰嗦嗦，请原谅。”
“总之谢谢你打来电话。”
电话挂断。
细想之下，又像是手法巧妙的妓女拉客电话。但也可能是的的确确孤独的女孩打来的。对我来说，怎么都一回事，总归毫无线索。
翌日电话只有一个。一个脑袋不正常的男子打来的：“鼠的事交给我好了！”他用15分钟向我讲了被关押在西伯利亚期间对付老鼠的事。故事妙趣横生，但不成其为线索。
我坐在窗边弹簧支起的软椅上，一边等待电话铃响，一边观望对面3楼一家公司的劳动场景，观望了一天。但整整一天也全然没弄明白那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十一二个人，就像进行篮球比赛似的始终出出入入。某人把文件递给某人，某人在上面盖印，某人把它装入信封跑去外面。午休时一个乳房肥硕的女事务员给每人斟茶。午后有几个人从外边要来咖啡。我也想喝咖啡，遂请服务台代为留言，到附近一家饮食店喝咖啡，顺便买两罐啤酒回来。回来一看，公司人减为4个。乳房肥硕的事务员同年轻男职员有说有笑。我边喝啤酒边以她为中心打量公司活动情况。
我越看越觉得她的乳房大得反常。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