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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稍稍扭起嘴角，未尝不可视为笑意。“明天就开始行动！刚才说了，今天算起两个月。”
“事情没那么容易。两个月可能解决不了，毕竟从广袤无边的大地上找出一只羊。”
对方什么也没说，只是盯视我的脸。给他盯视起来，我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空荡荡的游泳池，池里又脏又有裂缝，不知明年能否使用。他一眨未眨地足足看了我30秒，之后慢慢开口道：
“可以走了。”
的确该走了。
3．汽车及真司机（2）
“回公司？还是去哪里？”司机问。还是来时那个司机，但比来时多少和蔼些。肯定属于和人容易混熟那类性格。
我在宽大的座席上尽情舒展四肢，考虑去哪里合适。不打算回公司。一想到要向同伴一五一十解释一番就觉得头痛——到底该怎样向他解释呢？何况我正是休假之身，却又没心思回家，总觉得最好在回家之前看一下地道之人用两条腿地道行走的地道世界。
“新宿西口。”我说。
也是因为黄昏的关系，通往新宿的道路塞车塞得一塌糊涂。过了某一临界点，车便如抛锚一般几乎寸步难移，感觉上就像在波涛的摇撼下移动几厘米。我想了一会地球自转的速度。这条公路究竟以多少公里的时速在宇宙中旋转呢？我在头脑中大致计算出概数。但不知道较之游乐场的空中飞车是快还是慢。我们不大知晓的事情委实大多了。似懂非懂罢了。倘有宇宙人来我这里问我赤道以多少公里时速旋转，我将异常狼狈，就连星期二之后为何是星期三恐怕都答不上来。他们笑我不成？《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静静的顿河》我分别读了3遍，甚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读了一遍。圆周率都能数到小数点以下16位。这样他们也还要笑我？大概会笑的，且笑得要死。
“不听听音乐什么的？”司机问。
“好啊。”我说。
车内流淌出肖邦的叙事曲，酝酿出一种婚礼大厅休息室般的气氛。
“我说，”我问司机，“知道圆周率？”
“就是3。14那玩意儿吧？”
“嗯。小数点以下能说出几位？”
“32位。”司机无所谓似的说，“再往下把握不大。”
“32位？”
“是的。有个记的办法。那又怎么？”
“啊，不怎么。”我泄气他说，“没什么的。”
随后我们听了一会肖邦，车往前开了十来米。四周的小汽车司机和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一个劲儿打量我们乘坐的这辆怪物车。虽说知道由于窗是特殊玻璃从外面看不到里面，但给他人这么盯视起来，仍然不是个滋味。
“真够紧张的。”我说。
“是啊，”司机应道，“不过正如没有不亮的黑夜，不完的交通堵塞也是没有的。”
“那自然。”我说，“可你觉得着急的时候也是有的吧？”
“当然有。着急，甚至气恼，尤其有急事的时候，但我尽量把一切都看作是施加给我们的考验。就是说，着急等于自己的败北。”
“你这关于塞车的解释听起来满有宗教意味。”
“我是基督教徒。教堂是没去，但一直是基督教徒。”
我“唔”了一声，“可是，身为基督教徒同身为右翼大头目司机，这两点不矛盾吗？”
“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在我以前见过的人当中，先生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
“见过上帝？”
“那还用说。每晚都打电话。”
“但是，”我有点困惑，脑袋又开始混乱，“但是，大家都给上帝打电话，不会挤得总是占线？比如就像午后的查号台一样。”
“那不必担心。可以说上帝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即使一百万人一齐打电话，上帝也会同时跟一百万人通话。”
“我是不大明白，这可是正统解释？就是说——怎么说呢——从神学角度而言。”
“我是激进派，同教会不对脾气。”
“唔”
车大约行驶了50米。我叼香烟准备点火，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紧攥着打火机。我把那小子递给我的这个带有羊徽的法国制烟具下意识带了出来。银打火机已完全适应了我的手心，就像生来始终在我手心似的。无论重量还是手感都无可挑剔。我想了一会，归终决定据为己有。打火机少一两个谁都不至于不便。我开关两三次，然后给烟点上火，揣进衣袋，而将一次性打火机投进车窗袋里。
“几年前先生告诉我的。”司机突然说。
“告诉什么？”
“上帝的电话号码。”
我轻叹一声，轻得几乎听不出来。是我脑袋不正常，还是他们神经出问题了呢？
“只悄悄告诉你一个人？”
“是的，只悄悄告诉我自己。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您也想知道？”
“可能的话。”我说。
“那我说给您听：东京945……”
“等一下。”说着，我掏出手册和圆珠笔记下电话号码。
“告诉我这样的人不要紧么？”
“不要紧的。也不是任何人都告诉，但你像个好人。”
“谢谢。”我说，“可是向上帝说什么好呢？我又不是基督教徒。”
“我想那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你如实他说出自己所想的所苦恼的就行。哪怕再无聊无谓的话，上帝都绝对不会厌倦、不会嘲笑的。”
“谢谢你。打打看。”
“打打好。”司机说。
车开始顺利行进，前方已现出新宿的楼字。车到新宿之前我们再没说什么。
4．夏日的结束和秋天的开始
车到目的地时，街头已笼罩在淡蓝色的暮霭之中。告知夏日结束的凉爽的风滑过楼字间的空隙，拂动下班归来的女孩们的裙边。她们凉鞋的“咯噔”声，回荡在瓷砖贴面的人行道上。
我爬上一座大厦的最顶层，走进轩敞的酒吧，要了HEINEKEN啤酒①。啤酒上来等了10分钟。这时间里我把臂肘拄在椅扶手上，支颐合目。什么也想不起来。闭上眼睛，响起几百个小人拿扫帚在我脑袋里清扫般的声音。他们连续扫个没完，谁也没想到用垃圾铲。
①一种荷兰啤酒，酒精含量较低，一般译为“喜力”。
啤酒端来，我喝了两口。小碟里的花生豆也全部吃了。已不再闻扫帚声。我走进收款机旁边的电话间，给耳朵漂亮的女友打电话。她不在她的房间也不在我的房间。大概到哪里吃饭去了。她绝对不在家里吃饭。
接着，我拨动分手妻子的新公寓电话号码。铃响两次时我转念放下听筒。想来也没什么可说的，并且我也不愿意被看成没有神经之人。
此外便没地方可打电话了。在这座足有一千万人流动往来的城市的正中，可以打去电话的对象只有两个，且一个是离婚的妻子。无奈，我把10元硬币放回衣袋，走出电话间，向身旁走过的男侍者要了两瓶HEINEKEN。
一天即将这样过去。有生以来似乎还没有过如此无趣的一天。夏日最后一天本应多少有它的情趣才是。然而这一天竟给人拉扯得团团转，拨弄得团团转。窗外阴冷的初秋夜色横陈开来。地上小小的黄色街灯永无尽头地列队而去。从上面看去，就好像在等人将它一脚脚踩灭。
啤酒端来。我拿起一瓶打开，把两碟花生全部倒在手心，依序吃将下去。邻桌四个学游泳归来的中年妇女一边唧唧喳喳说着什么，一边啄着五颜六色的热带鸡尾酒。男侍者站得笔直，唯脖颈稍歪打着哈欠。另一个男侍者向一对中年美国夫妇介绍菜谱。我吃掉所有花生，喝干第三瓶啤酒，之后再没事可干。
我从牛仔裤屁股口袋里拽出信封打开，一张张数点这捆万元钞。扎着纸条的新钞捆，与其说是钞票，莫如说更像扑克牌。数到一半，手指刺刺地作痛。数到96时，一个年老的男侍者走来撤下空瓶，问我再来一瓶如何。我数着钞票默默点头。看起来他对我数钞票毫无兴致。
数罢150张，装回信封，插回屁股口袋。这工夫新啤酒上来。我又吃了一碟花生豆。吃完心想为什么这么能吃呢？答案只有一个：肚子饿了。想来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块水果蛋糕。
我叫男侍者拿菜谱给我看。煎蛋卷没有，但有三明治。我要了奶酪黄瓜三明治。问附加物，说是炸马铃薯片和泡菜。我不要炸马铃薯片，让他把泡菜加大一倍。顺便问有没有指甲剪。当然有指甲剪。宾馆里的酒吧实在应有尽有。一次我曾在宾馆酒吧借过《法日辞典》。
我慢慢喝啤酒，慢慢看夜景，慢慢在烟灰缸上剪指甲。然后又看一次夜景，给指甲打锉。如此时间里，夜深了下去。在消磨城市时间方面，我正往专家水平逼近。
天花板扩音器呼唤我的名字。一开始没听出是我的名字。播完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