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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势的意义在于，欧洲人能在不遭受以往一向控制欧、亚之间大部分贸易的穆斯林的反对的情况下，成为世界商船航线的主人。其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对世界贸易的控制使欧洲人极大地富裕起来，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于是，一个恶性循环逐步形成：西欧因从事世界性贸易而愈来愈富裕、愈来愈拥有生产力和动力、愈来愈实行扩张政策，而一度令人生畏的穆斯林帝国则因很少参与新的世界经济而仍处于静止状态，并愈来愈落到后面。
后面论述儒家世界。那里的情况尽管与穆斯林世界有些局部的不同，但基本上相似——同样的一般性力量在起作用；较西方而言，同样地处于衰落阶段。
第四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的体制真乃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
伏尔泰，1764年
与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相对应的是东亚的儒家世界。正如穆斯林世界为奥斯曼、萨菲和莫卧儿帝国所统治那样，儒家世界为中国所统治；其外围的朝鲜和日本则独立存在。这两个世界有一基本方面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的社会。它们的变化局限在从较早时代承袭下来的基本结构内，变化速度缓慢。另一方面，儒家世界由于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大为不同。这种统一性的获得，是因为中国在所有领域——文化、政治和军事——内都极其杰出。而且，中国本身还具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帝国都无法与它相比的一种内聚性。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令人费解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存在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这一事实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它有助于说明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入侵的反应何以会极其不同。
一、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然而，可与地中海或印度洋媲美的地理条件，中国却一点也不具备。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长达1400哩的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他们的文明更为连续不断，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的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公元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5950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一亿多，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1953年的人口调查披露，中国大陆的人口为58300万；以启，中国的人口一直以每年增长130O万至200O万的速度上升。今天，中国人大约已达7亿左右，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象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象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有助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还有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明的分布范围。在适合农业的地方，就发展起中国文明；反之，则实行一种畜牧的生活方式，不管它是属于蒙古人、满人还是突厥人的。在农业区，可见到典型的中国农民，头戴草帽，在麦田或水稻田里辛勤劳动；而在北部和西部，因降雨量不足、无法经营农业，存在着非中国的游牧民，骑在马上，牧放羊群。中国同穆斯林世界一样来经历过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反，村庄仍然是中国藉以支撑的基础；而农民，始终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构成中国的内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西班牙语、瑞典语之于德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的发音，中国不同地区是用不同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意却是同样的。这好比有一位意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国人，写下数字已按各自不同的语言发音；此时，8的含意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仍然相同。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引自儒家经典之——《中庸》的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特有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这一制度达到充分发展的，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2％的考生能通过地区考试，参加数星期后的州县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省城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人能跨越这一障碍，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间，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