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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到一处比较干燥的地方，他们停步了，一个用扫帚轻轻扫了几下，就在地上摊开了卷着的席子；另一个也就铺上棉被。
“今晚还露宿吗？”我不禁吐露了我的疑问。
“唔，在屋子里就得饲臭虫。”拿扫帚的咒诅似地说。
我看了他一眼，是胡桃似的多皱而贫血的脸。天上的云在厚起来，月亮一时隐没在云里了。我低低他说了一句，近乎自语：“天恐怕要下雨。”
他自始至终连正眼也没有看我，“下了雨再进屋里去吧。”咕噜着算是回答，身体却已经在潮湿的地上倒了下去。
“要生病的。”可是我没有勇气再开口了。病魔对他们算得了什么呢？
我这才看见，不远处早有一个露宿者在做着好梦，连席子也没有，垫着的是几张报纸，已经完全湿透了，入梦的该是一身稀有的清凉吧？再走过几步，一家商店的门前又躺着四五个，蜷缩着挤作一堆。─—上面有遮阳，底下是石阶，那的确是燥爽的高原地带，不会有水灾的。什么幸运使他们占了这样的好风水！
多么残酷的生活的战争呵，可是人们面对着战争。他们就是这样地活着，并且还要生存下去……
夜半，梦醒时又听到了奔腾的雨声。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一日
我要控诉
我要控诉
我要抗议，我要控诉！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一日，《大美晚报·夜光》编辑朱惺公先生被暗杀了。这是汪精卫最近所施行的恐怖政策的牺牲者，是新闻记者被他所杀害的第一个。
死者在生前曾经接到过恐吓信，上海所有不被收买的正直的新闻记者也都接到了。以破坏“和平”相诘责，以支持抗战为炯戒，这发信者正是汪精卫的忠实的党徒。但恐吓所得的反响是一致的轻蔑，坚决的行动。只有朱惺公先生发表了公开信，加以答复和驳斥，于是他招来了恨毒：两个暴徒挟持着，另一个从容地用手枪抵住他的太阳穴，加以击杀。事后汪精卫却命令林柏生出面来替他洗刷血污，还指朱惺公先生为“共产党式的作者”。─—即使共产党可以入人于罪，这也是无耻的构陷，朱惺公先生死去了，他的文字还在着的，它们将为杀人者的罪恶作证。
死者只是一个毫无抵抗力的文人，他只有一支笔，一点对于祖国的忠诚。拥护抗战到底的政策，反对卖国求荣的“和平”，也许是他的罪证，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是无辜的，他是清白的！
不料人心的险毒和卑劣竟至于如此！对以武力侵入我们国土的仇敌奉行“和平”；对自己徒手的爱国的同胞，却实施暴力。
对于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政策，还能说什么话呢！假如正义在世间尚可托足，人性还不至沦于末劫，那么即使被杀害者的血汇成洪流，也无从冲淡人们的憎恨─—那不可形容的永久的憎恨。两年以来，中华民族正倾全力以与敌人搏斗，求生存者，对牺牲决不会吝惜；倘使一个民族的生存，可以毫无代价地取得，这生存也就不足珍惜。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朱惺公先生这样的牺牲是冤屈的。他不死于敌手，却死于我们的内奸─—侵略者的鹰犬的手里。求仁得仁，他以生命完成了自己的志愿，却替我们留下了最大的悲愤。不，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原谅我的质直，朱惺公先生生前所发表的文字、所表现的思想，我是很少同意的。对菊吟诗，剖瓜寄慨，那种旧文人的作风，在较为年轻的一代中，怕是也很少同意的吧？尤其是那对于恐吓者的公开的答复，剖白心迹，表明行径，对着暗中射来的冷箭，袒胸露腹，毫无隐蔽地挺立于壕堑之上，其实分明可以看出这不是个有谋有勇的战士，不过是一个梗直的义民罢了。然而他也竟逃不过毒手！从这里我们明白了“和平运动”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究竟要将中国摆布到什么地步！
可是让我们以最大的敬意献给死者吧，因为他的死，证明从容赴义，毕竟是人类可贵的情操。我们不能不奇怪的是，同是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个副刊编辑的殉难，一周以来，为什么上海各报的副刊上竟没有一点表示？唇亡齿寒，纵不为公理与正义，也应当为自己呐喊一声吧。看看《夜光》中读者哀悼的热烈，我相信投稿者决不会没有的。敬爱的先生，你们何所为而沉默？尤其是平时慷慨激昂的副刊，《剪影》和《浪花》上动辄骂人为“汪精卫”，比人以“张伯伦”的前进的作家们哪里去了？
是的，行动胜过语言，战士在冲杀中未必一定大叫；但谁也无法否认，语言也正是行动的一种。躲在壕堑里是可以的，但他本身必须是战士。对暴行的噤默，却是对战斗的回避。
我要抗议，我要控诉！
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
西苓纪念
西苓纪念西苓逝去已经半年多了。早就许了心愿，要写点纪念文字，可是一提笔总觉得笔尖沉重，反而无话可说。在战争中，过多的生离死别刺激着我们，使情感日渐麻木，西苓的死讯就没有使我流过一滴泪。可是许久以来，他的影子却一直在记忆里浮现，鲜明而且生动。我这才觉得，在麻木的泥淖底下，原来还潜流着这么脆弱的感情。
这悲哀也不仅仅因为失却友人。西苓的坦白和可亲，自然使人不易淡忘；但稍稍熟悉中国电影界情形的，怕谁都有一个更其痛切的联想：西苓的去世，对荒芜的影坛是一个何等巨大的损失！
人世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惋惜的：一个应当活着的年轻人，却为疾病所俘虏，仅仅两三天工夫，一撒手就带走了一切，爱情、事业、彩虹似的理想……
看过《船家女》和《十字街头》的电影观众，我想多数是知道沈西苓这名字的吧。在电影界，直到今天，可以贡献一点像样的作品的导演，只是寥寥可数的几位，西苓正是其一。他后期创作的光辉的成就，已经毫无愧色地可以在电影史上占有一页。而他的艰苦的经历，也正好反映了中国电影事业从落后到进步的一段行程。
我们这社会是一个顽固的堡垒，现存的秩序俨然像一方巨石，镇压着一切新生的嫩芽。可是“一·二八”前后，电影界也吹动了春来的风信，报纸和杂志上，到处发出一种喊声，解释着电影教育的重要，要求转变，要求进步。若干先进的文艺工作者，怀着拓荒者的热忱和信心，开始向这荒地上移民。西苓就是最初的拓荒者之一。
但他几乎一直受着排挤。虽然他的毫无矜饰的面容，毫不雕琢的动作─一宛然分明袒露的胸襟，使人一望而知是无须加以戒备的好人，但在守旧者看来，他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危险的势力。
以包身工为题材的《女性的呐喊》，是西苓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不幸失败的作品。他最初担任的工作是置景，从布景师到导演，经过艰难的争取，而许多人也正在热心地期待着他的失败，来证明他们“新人物到底不行”的理论。现在这理论有了根据，一时公开的讥讽，背后的嘲笑，几乎要将他淹没。连公司里的三四流演员，都没有一个愿意再受委屈，在他的导演之下演戏。
“想法子弄一笔钱，把这倒霉的片子买下来……”西苓好几次沮丧他说。─—这计划自然没有成功，他只好低下头再去尝试。
一种难言的屈辱，他隐忍过去了。他的全部活动只蕴结着一个欲望，那就是作品的完美，因为他的成败不只是个人的成败。在第二部作品里，他引用了全部和他境遇相似的新人来演戏。那结果却得到了意外的成就。当他的新作第一次试映完毕，在戏院的走廊上，一位极有声望的先辈热烈地握了他的手，激动地说：
“西苓，我祝贺你，你成功了！”
西苓羞红着脸，像一个女孩子，蹙（JI）地连一句谦逊的话也说不出来。接着他的身边就围绕了一群大明星，有如众星拱月，同时含笑为贺，说是希望有在他下一部作品中担任一个角色的幸运。
那片名叫做《上海二十四小时》，剧本出自一位隐名的左翼作家之手。但到后来公映的时候，据说因为是“宣传赤化”的作品，被剪删得面目全非。其间还引起许多风波，几乎逼得西苓不能再当导演。
试映新片的时间照例在夜半，─—电影院的营业时间以后，到试映完事，天光已经发白了。我们从子夜的街头跑回去，西苓只是反复地感慨：
“真厉害，这样的做人，真厉害！”
是的，“这样的做人”！世故与流俗的泛滥，─—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洪流里，连最低限度的洁癖，也常常受着迫害。
朋友中间，西苓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