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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使他想不透一块薄薄的饼，不甜，不辣，一经过神父口中念念咒语，便立刻化成神肉，教他闭着眼睛，把那块神秘的神肉塞进他口里的神妙意义。他觉得这是当面撒谎，因而疑心神父什么特别作用，是要在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或心肝挖去做洋药材呢？或是要把他的魂魄勾掉呢？他越想越疑心那象征的吃人肉行为一定更有深义存在，不然为什么肯白白免了他几百块钱的债？他越想越怕，宁愿把一个女儿变卖了来还债，于是这件事情展转游行到慕宁的军营。他是个长官，当然讨得起一个老婆，何况情形又那么可怜，便花了三百块钱财礼，娶了大姑娘过来当太太。他说他老丈人万万感激他，当他是大恩人，不敢看他是女婿。革命后还随他上了儿任，享过些时老福，可惜前几年太太死了，老头子也跟着郁郁而亡，太太也没生过一男半女，所以现在还是个老鳏。
玉官问他的军队中人为什么反对宗教，没收人家的财产。慕宁便又照他常从反对宗教的书报中摘出的那套老话复述一遍。他说，近代的评论都以为基督教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贫弱而不合理的神学基础上，专靠着保守的惯例与严格的组织来维持它的势力。人们不愿意思想，便随着惯例与组织漂荡。这于新政治、社会、经济等的设施是很大的阻碍，所以不能不反对，何况它还有别的势力夹在里头。玉官虽然不以为然，可也没话辩驳。他又告诉玉官他们计划攻打这附近的城邑已经很久，常从口岸把军火放在棺材里运到山里去。前些日子，有一批在玄元观被发现了，教他们损失了好些军实。他又说，不久他们又要出发到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去。这是微露出他们守不住这个城市和过几天附近会有大战的意思。他站起来、与玉官告辞，说他就住在司令部里，以后有工夫必要常来看她。
把慕宁送出门之后，玉官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拆开一看，原来不是建德的，乃是杏官从鹭埠的租界寄来的。信里告诉她说天锡从楼上摔到地下，把腰骨摔断了。医生说情形很危险，教她立刻去照料。金杏寄信来的时候，大概不知道玉官正在受磨折。那封信好像是在她被逮的那一天到的。事情已经过了三四天，玉官想着几乎又晕过去了，逃得灾来遭了殃。她没敢埋怨天地，可是断定这是鬼魔相缠。
她顾不了许多，摒挡一切，赶到杏官寓所，一进门，便晕倒在地上。杏官急忙把她扶起来，看她没有什么气力，觉得她的病很厉害，也就送她到医院去。
匆匆地一个月又过去了，乡间还在乱着，从报章上，知李慕宁已经阵亡，玉官为这事暗地里也滴了几滴泪。她同天锡虽然出了医院，一时也不能回到老家去，只在杏官家里暂时住下。天锡的腰骨是不能复原的了，常常得用铁背心束着。这时她只盼着得到建德回国的信，天天到传教会的办事处去打听，什么事情都不介意。这样走了十几天，果然有消息了。洋牧师不很高兴，可也不能不安慰玉官。他说建德已经回来了，现在要往南京供职，不能回乡看望大家。玉官以为是教会派她儿子到那么远去，便埋怨教会不在事前与她商量。洋牧师解释他们并没派建德到南京去，他们还是盼着他回来主持城里的教会，不过不晓得他得了谁的帮助，把教会这些年来资助他的学费连本带利，一概还清。他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说他的兴趣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改变了，他现在要做官。学神学的可以做官，真不能不赞叹洋教育是万能万通。玉官早也知道她儿子的兴趣不在教会，她从那一年的革命运动早已看出，不过为履行牧师营救的条件，他不能不勉强学他所不感到兴趣的学科。她自然也是心里暗喜，因为儿子能得一官半职本来也是她的希望。洋牧师虽然说得建德多么对不住教会，发了许多许多的牢骚，她却没有一句为儿子抱歉的话说出来，反问她儿子现在是薪金多少，当什么官职。洋牧师只道他的外国官名，中国名称他的本地活先生没教过，所以说不出来。他只说是管地方事情的地方官，然而地方官当然是管地方事情的，到底是个什么官呢？牧师也解不清，他只将建德的英文信中所写出的官职指出给她看。
从那次夏令会以后，建德与安妮往来越密。安妮不喜欢他回国当牧师，屡次劝他改行。她家与许多政治当局有裙带关系，甚至有些还在用着她家的钱。只要她一开口，什么差使都可以委得出来。好在建德也很自量，他不敢求大职务，只要一个关于经济的委员会里服务，月薪是二百元左右。这比当传教士的收入要多出三分之二。不过物质的收获，于他并不算首要，他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听安妮的话。安妮在他身上很有统制的力量。这力量能镇压母亲的慈爱，教会的恩惠。她替建德还清历年所用教会的费用，不但还利，并且捐了一笔大款修盖礼拜堂。她并不信教，更使建德觉得他是被赎出来的奴隶。他以为除掉与她结婚以外，再也没有其它更好的报答。但这意见，两方都还未曾提起。
玉官不久也被建德接到南京去了。她把家乡的房子交给杏官管理，身边带着几只衣箱和久悬在梁上的神主，并残废的天锡。她以为儿子得着官职，都是安妮的力量，加以对于教会偿还和捐出许多钱，更使她感激安妮的慷慨，虽然没见过面，却已爱上了她。建德见她儿子老穿着一件铁背心，要扶着拐棍才能走路，动弹一点也不活泼，心里总有一点不高兴，老埋怨着他的丈母没有用心调护。玉官的身体，自从变乱受了磨折，心脏病时发时愈。她在平时精神还好，但不能过劳，否则心跳得很厉害。建德对于母亲是格外地敬爱，一切进项都归她保管，家里的一切都归她调度。生活虽然富裕，她还是那么琐碎，厨房、卧房、浴室、天井，没有一件她不亲自料理。她比家里两个佣人做的还要认真。不到三个月，已经换了六次厨师傅，四次娘姨，他们都嫌老太太厉害，做不下去。
母子同住在一问洋房里，倒也乐融融地。玉官一见建德从衙门回来，心里有时也会想起雅言。在天朗气清的时候，她也会忆起那死媳妇所做的一两件称心意的事，因而感叹起来，甚至于掉泪，儿子的续弦问题同时也萦迴在她心里。好几次想问他个详细，总没能得着建德确实意见，他只告诉她安妮的父亲是清朝的官，已经去世了。她家下有一个母亲，并无兄弟姊妹，财产却是不少，单就上海的地产就值得百万。玉官自然愿意儿子与安妮结婚，她一想起来自己便微微地笑，愉快的血液在她体内流行，使她几乎禁不起。建德常对他母亲说，安妮是个顶爱自由的女子，本来她可以与他一起回国，只因她还没有见过北冰洋和极光，想在天气热一点的时节，从加拿大去买一艘甲板船到那里去，过了冬天才回来。他们的事要等她回来才能知道，她没有意思要嫁给人也说不定。
平平淡淡地又过了一年。残春过去，已入初夏，安妮果然来电说她已经动身回国。日子算好了，建德便到上海去接她，就住在她家里。在那里逗留了好几天，建德向她求婚，她不用考虑便点了头。她走进去，拿出从外洋买回来的结婚头纱来给建德看，说她早已预备着听他说出求婚的话。他们心中彼此默印了一会，才坐下商量结婚的时日、地点、仪式等等。安妮的主张便是大家的主张，这是当然的哩。她把结婚那天愿意办的事都安排停当，最后谈到婚后生活，安妮主张与玉官分居，她是一个小家庭的景慕者。
他们在上海办些婚仪上应备的东西，安妮发现了她从外洋带回来的头纱还比不上海市上所卖的那么时派，这大概是她在北冰洋的旅行太过长久，来不及看见新式货物。她不迟疑地又买上一条，她又强邀建德到那最上等的洋服店去做一套大礼服，所费几乎等于他的两个月薪俸。足足忙了几天，才放建德回南京去。
玉官知道儿子已经决定要与安妮结婚，愉快的心情顿然增长，可是在她最兴奋的时候建德才把婚后与她分居的话说出来。老太太一听便气得十指紧缩，一时说不出什么话，一副失望的神情又浮露在她脸上。她想，这也许是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她先前的意识以为革命是：换一个政府；换一样装束；以后世故阅历深，又想革命是：换一个夫人或一个先生。但是现在更进一步了，连“糟糠”的母亲，也得换一个。她猜想建德在结婚以后要与他的丈母同住，心里已十分不平；建德又提到结婚的日期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