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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陈奂生去弄短缺原料，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一是陈奂生的内因，他总“觉得这么容易得来的钱，多少有点不正路……弄不好还要害吴书记呢……还是赶快洗手不干妥当”。他虽不具备主人翁的本领，但缺德事是不干的。二是吴书记是“正派人”，他的关得严严实实的铁门是那么容易掮下来的吗？这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可以想象，如果陈奂生二访吴楚，像做了“亏心事”般的陈奂生，在吴楚面前是站也站不直的。当时在陈奂生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听厂长的话，像吸血的蚂蟥一样继续去叮吴楚；一条是听陈正清的话，在生产责任制中再摘掉一顶“跟跟派”的帽子，学会生产上的自主权。陈奂生终于被陈正清点“醒”了：“想着包产以后，只要勤快、肯学，总能赶上大家的。”他选择了后一条路——正路，不再去二访吴楚了。这在某些干部看来，他又成了废物，利用价值又重新等于零。一切“表扬”从此告终，门庭从此冷落。看来，陈奂生也的确只有通过学习，使用自主权来证明自己不是废物。道路艰难，甚至坎坷，但他终究不再是寄生物，而是要学着做主人翁。所以陈奂生系列小说是写陈奂生在找位置的过程中，走了弯路，做了寄生物，直到在“包产”中可望学习到做主人翁的思想和本领，真正找到他应得的位置。
在《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小说获得巨大成功后，高晓声对农民必须具有国家主人感的问题作了延伸和开拓，更深地揭示了农民的历史的因袭重负。那就是他的佳作《老友相会》。主人公周汉生是个“时来运转，还能亲手把三间楼屋竖起来”的农民。但他又尝够了甜酸苦涩的况味：“造房子实在不容易，买齐了材料，从动手到造好，不知要耗损多少精神，花费多少力气。这件大事干下来，自己不曾躺倒，就算坚硬的了。”这岂不是隐约中透露出它是李顺大的命运的延伸。
农民周汉生与老干部恽成的关系是富于传奇性的。在打游击时，周汉生“救过他的性命”，在“文革”中被批斗时周汉生又演出了类似劫法场般的壮剧，但这两位三十多年来的患难之交“竟只见过两次面”。“文革”后，恽成作为高干再度复出，在百忙中被邀去看看周汉生的新居，“吃顿便夜饭”。恽成原以为这是“酒逢知己干杯少”的老友的促膝谈心。谁知一到周汉生的村里，他脑中构想好的“老友相会”的画面，却被涂抹成非常尴尬的“官场应酬”图。陪伴他的竟是七个“记”和“长”。在八仙桌上，连周汉生的座位也没有。由于恽成的坚持，才成了一个“搭搭台角”的角色。这使我们的灵魂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击。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斗争中，“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可是现在却出现了一种位置的颠倒。陈奂生系列小说中，陈奂生把吴楚看成是救主，而周汉生又把恽成看成是上帝。公仆变上帝，从这一角度去考察，《老友相会》却又是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延伸。
为什么我们读了这篇小说会感到心中席卷起一阵灵魂风暴？这是因为周汉生是自觉自愿地使自己没有座次的：“你是大干部，总要让干部来陪你呀！”“一个不缺刚巧一桌，这其实是周汉生早作的安排。”当恽成笑恼着说：“我是来看你的，完全是私人朋友交往，要他们来陪什么，你就请他们先回去吧！”周汉生的妻子所说的话更叫我们的心隐然作痛：
伯伯，快别那么说。这么多干部上了我们家门，还
是靠了你的面子，要在平时，我们请也请不来呢。……
今天这桩喜事，比娶媳妇大，比造三间房子还大，别说
我们不会忘记，就是我这些孙儿孙女长大了，将来还会
把你到我家来的事讲给他们的儿女听呢！
无怪恽成要“猛然一惊，心中悚声”。他怔了半晌，暗暗叹了一口气，强抑着激动的情绪说：“阿嫂，这没有什么意思，你还是把汉生救我的事告诉后代，让它传下去吧！”是的，人民才是我们的上帝，而干部不过是人民的公仆。革命是人民用小米喂养大的，革命是人民用小车推过黄河，长江，直推到祖国南疆！《老友相会》的结尾意境深远：
回去路上，恽成很不开心，思想一沉，放千里马，
不知想到哪里去了，他呆怔怔地看着司机的后脑勺，自
言自语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司机以为恽成是问他，立即作了明确的答复。
这答复打断了老恽成的思路，他生气了；说：“我
不是问你！”
司机听了，非常诧异，问道：“你说什么？”
老恽成大声说：“我说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恽成真的到了“不知什么时候的时候”？不！他知道时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已是人民当家作主之日，但在周汉生那样的拥护革命的基本群众身上，却有着如此沉重的历史负担。这是我们正在大力破除个人迷信的年代，但那根深蒂固的奴性赫然犹存。经过再三扶持，也不过敢做一个“搭搭台角”的多余的人。而作品中的某些“记”和“长”，也确实到了“不知什么时候的时候”了。
作家通过恽成发出了振聋发聩的问号：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还是“干部比爹娘还大”的时代？陈奂生的“食”的问题解决了，李顺大和周汉生的“住”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无比欣慰。但现在更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大问题是不能再把主人翁和公仆的位置颠倒下去了。到了把这个因袭的重负抛掉的时候了。我们要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大道上迅跑，而颠倒着身子，让脚朝天、手走路的巨人，是既不会走得快，也不会走得远的。
二
有人认为，高晓声的作品中大都写小人物，而且写旧烙痕较深的小人物，喜欢为旧中国的老儿女画像，很少去塑造新人和英雄形象。这大概是由于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和陈奂生给人们的印象太深的缘故，但他们是不应划人旧中国老儿女的范围中去的。相反，高晓声认定：“像陈奂生这样的农民，长年累月吃不饱肚子，照样下田劳动，不去偷，不去抢，仍旧依靠自己的劳动，艰难地生活，这就很了不起。这就是英雄气质，当然他算不上英雄。”＇注＇
对于刻画新人和塑造英雄形象，高晓声是有自己的一套见解的，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点：一、对“新人”这个概念，人们的理解往往有不一致的地方，但作家应该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表现自己熟悉的新人：二、英雄不能和人民对立起来，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应该是统一的，要在普通人身上去发现英雄气质，切勿拔高，注意英雄的可信性，这才不致高不可攀，而是通过学习，英雄气质可以在普通人身上“引爆’，发挥精神原子弹的作用；三，反对把“塑造英雄”作为造神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应该说，高晓声对农村的新人新事是极为关注的。他不仅去塑造新人的形象，而且去描写那些新的观念逐渐代替了旧的传统。他感到对有些新的事物一时还无法作出估价，对有些新的要求还不知如何满足，但作为笃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并不应该回避。他说：作为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虽无法去解决，但我们可以把问题“显示出来”。他就是遵循这样的原则，去反映某些新人新事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水东流》和《崔全成》。
农民的“食”和“住”问题解决之后，刘兴大的老伴就要想到“看”（电影），女儿刘淑珍就要想到“听”（收音机）和“穿”（鞋子）的问题。作品的开端就说“牧歌式的生活早已结束”，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显得黯淡无光，刘兴大的治家之道的算盘打得太古老，连他的女儿淑珍也“反了，反了”。我们面临的是一场要改变几千年来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犹如大江东去水东流。别看那一双鞋子引起的“风波”，它说明了农民除信奉价廉、坚固、耐久、实用的经济条律之外，又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