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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经过了十四个年头，范焕良死了。他生了一种病，一上来就躺倒，乡下医生看过几次，吃不准是不是癌，叫他到城里医院里去检查。他似乎比医生更有把握些，晓得自己寿数已尽，要归天了。后来弟弟范焕荣一死，便更觉得做哥哥的一定会走路。所以也不去检查，也不再吃药，躺着等死，果然不久就如愿以偿。
总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范焕良虽然也可算做老死，但并没有像他的多数同辈人那样，生前就置备了寿材。家里人眼看他不行了，要请木匠回来，在房子上卸些木材下来替他做棺材，他坚决不赞成。他把大家召集来，除了老婆、儿子、女儿、女婿之外。还召来了侄儿范浩泉（因为浩林不在家，才不曾召到）。他喘着气，一字一顿地交代说：“我死下来，只要用张芦扉卷卷就行了。不要困棺材，我不配困棺材，金棺材、银棺材。都巳经被我困脱了。”
说完，停了半晌，眼睛转过去寻人，寻到了浩泉，点点头，说：“你好，会办事情，你替我劝他们听我的话。”
浩泉万万没有想到伯伯临死会表扬他。因为伯伯平常是不大理他的。现在伯伯所以说他好，正是出了一件大家议论纷纷骂他背皮的事。原来解放初期，浩林参加工作以后，看到父亲身体不好，曾经替他做了一口寿材，那时候木材便宜，不花多少钱，兄弟还没有分开过日子，所以虽然是浩林掏的腰包，仍算是公共的。这本来没有帐可以算，做儿女的谁也不会想在父母的棺材上沾什么光，可是偏偏出了事情，在范焕荣行将就木之前，浩泉就向哥哥提议另外做一口薄皮棺材给父亲困，因为现在的木料金贵了；而且盗棺的现象也严重，越是棺材好，埋下去以后就越是有被盗的危险。与其被别人偷走，倒不如留下来自己拆了派别的用场，还免得父亲死了都不安稳，被人把尸体倒出来。浩林不肯，说：“这原是说好替爹爹置备的，怎么再换呢？”
“不换，你就是睁着眼睛让别人偷去罗！”
“我想我对地方上＇注＇都说得过去，不见得有人会做出这种损我的事。”
“哼！”范浩泉轻蔑地发了一声，好像嫌哥哥太幼稚了，一副不屑的口气说，“十个指头都不一样长，你当个个都像你啦？”
范浩林还是不同意，说：“我也不管究竟会不会偷走，也管不了这许多。我们做儿女的，尽尽自己的心意就是了。”
话说僵了，李玉媛就从隔壁房里走出来，摆起做母亲的架子，大声大气地说：“你们不要吵，由我来做主。你爹爹一生败家当，我们一家人都吃煞他的苦头，有一口薄皮棺材给他困，很对得起他了。还要怎么呢，总要替后代想一想呀，他还能再把好东西带走吗？一口寿村现在值多少钱？顶小户人家一半家当呢。留下来，不给他了，何况还有偷呢！”浩林说：“娘，爹总是爹，说不过去的……”李玉媛抢过去说：“是爹，不错。既然是爹，他就该替儿子想想，他配吗？要是他配，那么我呢，我将来你们打算让我困什么棺材？给你爹困，不如给我困。我困着，也对得住你爹的。”接着，她又和缓了口气说：“说它做啥呢，我也不是想留着自己困，我不过是替你们打算就是了。要是我真死了，我还同你们争什么呢？用柴草编一只窝，葬了算了。我一样也不要带走，全留给你们。”
就这样，李玉媛作了主。拆了一重夹墙板，钉了口薄皮棺材，安置了范焕荣。
范焕荣窝窝囊囊地活着，也窝窝囊囊地死去。其实他已病得很久了，但是他一声不吭，无穷无尽地沉默，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后来躺着爬不起来，李玉媛还骂他“懒，贪图快活。一个人活到要人侍候，为什么还活着呢！难道害老婆、害儿女还没有害够吗？老天爷，你睁睁眼，为什么有用的人倒死去，没用的人倒活着，不能替换一下吗！”
范焕荣照样沉默着，尽骂不开口。
范浩林很忙，但每次回家，不见父亲，总要问一声：“爹呢？”知道他病了，每次都来看他，问他觉得怎么样，范焕荣总用他那失音（过去吸毒饮酒的后遗症）的喉咙懂懂地发出极低的尖音说：“好啦！”
他说得很明白，但意思其实很模糊。是身体“好啦”呢？还是快要进入天国了呢？
有过几次，他曾经叫住浩林，想说什么，但终于又没有说，只是把头点点。又摇摇。好像这世界上，无非就这么两个动作，可以包罗万象。
后来病重了，李玉媛毕竟同他有夫妻之情，也伴了他几天；悲悲切切的，心里确实有点难过。只不知是替丈夫难过，还是替自己难过。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原是分不清楚的。
范焕荣始终没有同李玉媛说什么，难受的时候，哼哼唧唧几声，就算了。并不主动要什么。一直到最后，李玉媛眼看他不好了，凄惋地叫着他的名字，问他还有什么话说，连问了几声，范焕荣才含含糊糊地用最低最慢的声音，说了一声“好——啦！”戛然而止，打了句号。
于是李玉媛明白了，她的丈夫，到临死都没有谅解她。她很伤心，真真大哭了一场。哭声里夹杂着她的诉说，很难听清，意思似乎是：夫妻一场，为了什么哪？
后来大伯焕良临终，说了那样慷慨的话，为了下一代，不愿困棺材，也可算得悲壮了。他一生挥霍败落，到头来竟有这等、觉悟，简直同她李玉媛想到一块儿去了。由此可见，她一贯来的思想实在是没有错。人生在世，为儿为女。只可惜范焕荣枉为焕良的弟弟，总也不曾觉悟到这一点。
李玉媛想着这些，在大伯范焕良的灵堂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到此为止，范焕良兄弟一代的事情，似乎应该收场了。剩下妯娌两个，年纪已大，不再有所作为。谁又知道，只为范焕良死前说了那几句高水平的话，竟又惹起下一代许多风波。
范焕良的丧事办过以后，在范浩泉家里，很快就出现一种不安而紧迫的气氛。似乎有过多的沉闷，过多的思考，过多的焦虑，过多的低声促促之谈。这些一开始发生在浩泉和吉娣夫妇之间。李玉媛很快就被卷进去了，并且进入漩涡中心，不由自主。
自从范浩泉同周吉娣结婚以后，李玉媛在家庭的地位正在急速下降，原先她已经从当家人的位置上退下来，但还不失为儿子的参谋，但周吉娣来后，她主要的职务只能是保姆了。看家、洗衣服、扫地、烧饭、洗碗盏……如此而已，她人老力衰，即此也很累了。偏偏这周吉娣，虽然出身农家，倒也极爱清洁。衣服换得很勤，李玉媛吃力气喘地替她洗了，她还要查查洗得干净不干净。年轻人的眼睛尖，毛病当然一挑就挑出来。于是就笑话李玉媛，说人都快老死了，连洗衣服也没有学会。当时的社会风气，确实已经起了变化。像周吉娣这样的青年妇女，都明白一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要靠能赚多少工分。所以，原来的封建婆媳关系，往往就成了新型的婆媳关系。如周吉娣和李玉媛便是。到了这个地步，在旁人看来，李玉媛也够可怜的了，但是她并不这样想，她有她的精神支柱。说到话头上，她还硬梆梆表白说：“从此不碍了。儿子、媳妇都能干，正好一对，再也不用我担心。”
她还是太乐观。担心的事儿并没有完，它就找她来了。
找她的那天黄昏，晚饭吃得迟了一点，已经不得不开电灯了，而且吃得极沉闷，范浩泉几乎目不斜视，一直定定地看着手里那只碗。好像那碗里不是薄粥，倒是些极具吸引力却又难以猜透的谜语，把人弄得苦思冥想，忘掉一切。吃过晚饭，李玉媛洗锅、洗碗、抹桌完毕，坐下来歇息。儿子便叫吉娣去把大门闩了，大家静坐片刻，吉娣的眼风朝浩泉扫过去，一刷一刷的，浩泉才慢吞吞地开口说：“娘，你可曾听见焕良伯伯说的那些话？”
“听见啦。”李玉媛伶伶俐俐地说，“大伯伯不像你爹爹，他就想得透，连棺材都不要。”
“哼。”范浩泉冷冷一笑，顿了顿说，“娘，那关我们什么事，他省下来，又不会给我。”
“那……”李玉媛想不起还有什么了，“他还说了什么话呢？”
“他不是说金棺材，银棺材都困脱了吗？”儿子提示说。
“啊。”母亲记起来了，“是听说他有这句话。”
李玉媛毕竟老了，迟钝了，极难消化传递给她的信息。所以儿子不得不再提示：“他说这话是啥意思？”
“啥意思呢，”李玉媛平平淡淡地说，“他是天良发现，说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