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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位邻居
落笔写我的两个邻居，很觉为难；总说远亲不如近邻，一个人和邻居的关系，实在忽视不得。相处得好，是很舒服的，倘若见面就碍眼，那就尴尬了。比如，清早起来，都是差不多时候去上班，往往你刚走出大门，他也正跨过门槛，如果相好，便会微微一笑，一个说“你早”，一个说“你好”，大家快乐，带来整天高兴，工作累些也不觉得，那效果赛过一碗参汤；如果相恶，就糟了，本来是吃完早点，和亲爱的孩子妈贴了贴脸，鼻子上沾满了香味儿，被柔情蜜意陶醉着，满面春风跨出门来的，扑面碰着邻居，蓦地便如在冰天里宿了一夜，一脸霜花，一个向东别头颅，一个朝西扭脖颈，一件件陈账宿怨涌上心头，十亿八千万个细胞都像生错了位置，浑身没一块地方舒服，精神受挫，身体受损，一年三百六十天，难得一天不是如此，谁能受得了？何况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呢。
所以，我历来主张，同邻居应该和睦友好。我像汽车驾驶员一样，坚决遵守“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的交通规则，至今从未发生过“撞车”事件。有朝一天，居民委员会想到要评选睦邻模范，我是大有希望的。但是，这次写小说，我异想天开，要把俩个邻居写出来，真担心会出点纰漏。从来写小说，总要有褒贬；一褒一贬，会引出一喜一怒，一爱一恨，三家人家，闹出两派；尽管我笃定是在多数派一边，心里也不受用，万一以后吵出事来，我就有“拉一家，打一家”的嫌疑。倒不如各各表扬一番，落个皆大欢喜。可是这也很难，古来论功行赏，也不曾有几回做得公平，哪能就没有意见了！说了东邻十分好，西邻好到九分半，那半分也能掀起风波。自然，全批满分也可以，不过小说写成那样，便如一九七八年的奖金了。世界上的事情，难煞过多少皇帝，我一个握笔杆的，焉能做到八面玲珑！拍马吗，也不容易，一拍沾上一身屁臭，自己因可以假装闻不见，或者闻惯了不在乎，但在人群里就难混了。有风的时候还好，只有下风头的人闻着了骂，一旦风停，四面八方就都会骂过来，岂不成了过街老鼠！所以此路也是不通的。怎么办呢？我不禁又想起从前的皇帝来，他们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索性面孔一板，各打五百个屁股，不怕你不伏地谢恩，三呼万岁。这是我能做得的吗？
千难万难，真是写邻居最难，左思右想，还是三十六着，不写为上着。因此，两年多来，一直未敢动笔。
最近，我的东邻方铁正同志不幸病故，哀伤之余，我的心又萌动起来，为了纪念他，忍不住不写了。但这种情绪，必然会使我过誉老方而疏慢西邻的刘长春同志。老刘呀，这可要请你原谅了。人类的感情总倾向于怀念死者的好处，一个人的缺点随着死的到来会被宽恕，一个追悼会上总免不了看到同死者生前相恶的人，由此可知死对人们感情的变化起着多么伟大的作用！而你和我，确实是老方的好朋友，我们同过患难，经常互相帮助，都为友谊建树过功勋。为了他的过世，我们至今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即使我们发生了不愉快，我们也有充分谅解的基础。这次老方同我们永别，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了死神把手伸进我们里边来了，我们不能不想到自己也总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今天对你的称赞j比老方逊色，便觉得不乐；那么，我郑重保证，只要我能死在你后头。我一定有机会像称赞老方一样称赞你的。如果倒过来，要劳驾你参加追悼我的会，那也幸甚，像我上面说的那样，你也只会叨念我的好处了。我充分理解我们都能够顾全大局，所以我毫无后顾之忧。
一
我和我的邻人——东邻的方铁正和西邻的刘长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体都搞垮了。那原因无非是挨了些无情棍，受了些窝囊气。现在也不必再多说。一四人帮”粉碎以后，各种冤案、假案、错案，逐步清理，平反昭雪，活着的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死了的也不亏待，都开追悼会。报纸上不断登载这一类消息，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热烈。老百姓受“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的影响极深，对忠臣的被害，虽然忿忿不平，但现在看到了大出殡，满足于死后的荣耀，心中也就释然了。对于追悼会上，偶然夹杂个对死者实有罪责的人，有时也会引起一番议论，但都宽宏大量，并不学“四人帮”的样子，把他拎出来；认为他既然能在死者灵前同大家一起默哀，也是一种追悔的，表现。当然，有人也谈到这可能是装腔，而装腔是牵涉到究竟算“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这个原则的，未免放不下心，或有余气，或有余悸；既而想到一个人终于不得不煞住气焰，装出“腔”来，又何妨看他今后如何把戏演下去，暂不计较也罢。人民总是乐观的，对前途充满信心，自古以来，坏人从来就有，一旦绝种，生活就显得单调了；鳄鱼、老虎，现在都要重点保护；最杰出的医生，在癌细胞面前束手无策；最平庸的生物学家，却高喊禁止破坏生态自然，你看这世界有多矛盾！坏人能够存在，是因为有好人可以欺侮；好人能够存在，是因为终于能不让坏人得势。你看，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三个人，都关心这种带有运动势头的追悼会。有时一起闲聊，痛骂一顿“四人帮”之后，便往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要讲一点心酸的话，开几句苦楚的玩笑。有一次，刘长春长叹一声说：“唉，十年‘文化大革命’，想做的事情不曾能做，现在老罗，好时光错过罗，身体垮成这个样子，你们要替我开追悼会罗！”
我看着他红润的脸色，已经发胖的身体，比三年前年轻了十岁，正在返老还童，心里十分羡慕，嘴里却说：“老刘，我们三人中，论年纪是你最大，按理你应该先死。你的儿女都成人了，自己也当过几年（区房管所）主任，虽然‘文化大革命’中丢了官，例证明你同林彪、‘四人帮’没瓜葛，落得一身清白。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算虚度一生，人困难免一死，你我谁能破例，细想起来，的确还是你先死为顺。”
我说罢，自己先笑。方铁正睁大着近视眼，在镜片后盯着我，那苍白清瘦的脸，正儿八经，先张开嘴巴“哧”的一笑，然后又骂我说：“扯淡。”便抿紧了尖瘦的嘴，不再理睬。老刘听罢，皱起眉头，半闭着眼睛瞅住我，半恼半笑地说：“你看你，我一说死，你就巴我第一个，尽念咒语，再没一句好话。”说罢，抚了抚脸，挺了挺胸，还做了个扩胸的动作，好像听到了晦气话，要为自己壮胆似的。
我笑得更甜了，连忙分辩说：“哪里哪里，原是你自己不好，要我们参加你的追悼会，你不先死，这会我能有价吗？我倒希望走在你们两位前头，免得为老朋友伤心掉泪。”
于是，老刘也跟着我笑了。但这笑，就像敲错了琴键一样，随即戛然止住。因为我们都看到老方没有笑，他啄着嘴，一脸不屑的神气，分明在骂我们言不由衷。因为他明明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他是最可能走在我们前头的。他看出我们故意回避不说，就生气了。好像我们要瞒着他把状元抢走似的。
这无声的责备，逼得我和老刘互相使了个眼色，一时沉默了，后悔不该开这种霉气的玩笑。起初，我们到并非有意，后来确实是存心不说他的。现在被他看穿，真觉得亏待了他，有点过意不去；好像只有赞成他第一个升天，才对得起他似的。
要在这种窘境中解脱出来，我是个低能儿，我竟说：“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这分明是废话，本来就已经不再说了嘛！这更是蠢话，难道“不说”还要发表声明吗！
老刘毕竟当过主任，会做思想工作，他倒似乎认为我的话揭开了盖子，便抓住战机，直截了当摊牌了。他板着脸，又正经。又严肃地说：“老方。你确实应该当心，你看你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叫你吃药不吃，叫你休息不休息，叫你锻炼不锻炼，一天到夜还在狗一样叫，猫一样跳，你究竟还想不想活下去？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不听，你要做顽固派；再不改，你的命就要顽固掉了，有好处吗，唔？”
这些话，听来狠得过分了，但却明显地是为了一个同志的生命担忧，狠得越过分，就是越关心的表示。我自愧不如，我不能这样做；我也很感动，我承认老刘对老方的感情确实胜我一筹。于是我连忙说：“是啊，老方，大家都很关心你啊（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