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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姑且如此区别威胁精神的两类不同危险，就从外部的危险说起，我记得，在我这一生中已有很多次遇上这样的情况，当时我处于精神亢奋之中，某种境遇使我暂时停止一切肉体活动。例如，当我带着醉意坐车离开里夫贝尔餐厅，前往附近的某个娱乐场，此时，我十分清楚地感到心中有我的思维的现时对象，并且知道它只是由一次偶然引起的，知道这个对象非但还没有进入我心中，而且还会同我的肉体一起化为乌有。我当时对此并不很在意。我的喜悦使我处事马虎、无忧无虑。就算这种喜悦顷刻间便告结束、烟消云散，我也满不在乎。现在却已经不一样了。这是因为我所感受到的幸福并不来自于把我们与往昔隔开的纯粹主观的神经紧张状态，而是相反，来自于我精神的舒展，即在这种舒展上，往昔重新成形，化为现实，并且给予我（只可惜是短暂地！）一个永恒的价值。我真愿把我永恒的价值遗赠那些有可能用我的财宝富足起来的人们。当然，我在书房里所感到和力求加以保护的情感仍然是快悦，但已不是个人主义的快悦，或者至少这种个人主义可为他人所用（因为，自然三界中所有能结出累累硕果的利他主义均按某种个人主义的模式发展。人类的不是个人主义的利他主义结不出果实，这便是作家的利他主义，使他放下创作去接待一位不幸的朋友、接受一项公职，写几篇宣传文章）。我已经再也没有从里夫贝尔回来时感到的那种不在乎了，我感到自己由于身怀着这部巨著而变得崇高（仿佛这是件易碎的珍贵物品，别人把它托付给了我，我真希望能完好无损地把它交到收件人手中，而不是留在我这里）。现在，由于感觉到自己是一部作品的负有者，可能导致死亡的意外事故对我说来变得更加可怕，甚至荒谬（只要我觉得这部作品是必要的和能够经久不衰的），它与我的愿望相矛盾，带着我思维的冲动，它的可能性却并不因为我不愿意而小一些，因为事故产生于物质原因，完全可能发生在它们一无所知地加以摧毁的差异甚大的使它们变得可憎的时候。我很清楚，我的大脑是蕴含丰富的矿床，那里有大面积品种繁多的珍贵矿脉。然而，我还走得及把它们开发出来吗？我是唯一能够开发这些矿藏人。理由有二：随着我的死亡，不仅能够开采这些矿藏的唯一的工人不复存在。连那矿脉本身也将不复存在。而呆一会儿，在回家的路上，只要我乘坐的汽车碰撞上另外一辆便足以导致我肉体的摧毁，而我的精神，自生命从肉体退出后，会被迫永远地放弃那些新的想法，那些它此时此刻由于来不及把它们比较保险地放进一部著作而惴惴不安地用它战栗的、虽能起保护作用却又是十分脆弱的精髓紧紧包裹着的新思想。这种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对危险的恐惧感在我心中产生，然而出于奇怪的巧合，即在前不久，我还曾对死亡的概念变得满不在乎。对于我不再是我的恐惧，以前也曾使我厌恶，厌恶我每次感受到的新的爱情（我对希尔贝特的爱，对阿尔贝蒂娜的爱），因为想到爱她们的人有朝一日将不复存在我就受不了，这将好似一种死亡。然而，这种恐惧感随着它自身不断地更新，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自信的平静。
甚至连脑系的偶发症状都可以不要。我通过大脑里出现的一个空白和对一些事物的遗忘感到了它的症兆，我已经只能借助于偶然记起那些事物了，就象在整理东西的时候会找到一件已被忘记的、甚至要找而没有找到的东西，那些症兆使我变得象一个爱攒钱的人，他那破裂的银箱渐渐地让财富全流失了。曾有一时存在过一个为那些财富的流失怨天尤地的我，但我很快便感到，随着记忆的衰退这个我也被带走了。
如果说在那段时间里，死亡的念头如人们所感到的那样使我的爱情黯然失色，那么，已有很久以来，对爱情的缅怀却又帮助我克服对死亡的惧怕。因为我懂了死亡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恰恰相反，从我童年以来我已经死过好几回了。以最近这段时期来说，我不是曾把阿尔贝蒂娜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吗？那时，我能想象自己在失去了对她的爱情后还苟且贪生吗？可我不再爱她了，我不再是那个爱她的人了，我变成了另一个不爱她的人，变成了另一个人后我中止了对她的爱。而且我也没有因为自己变成了这另一个人而感到痛苦，没有因为不再爱阿尔贝蒂娜而痛苦。当然，有朝一日我不再有自己这副皮囊，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比从前有一天我不再爱阿尔贝蒂娜更痛苦的事情。可是现在，不再爱她对我已是那样地无关痛痒！那一次又一次本该摧毁我的死亡曾使那个我感到如此地惧怕，然而一旦死亡完成，当那个惧怕它们的我不再在感觉到它们的那个地方。它们又是那么地无足轻重，那么地柔和，一段时间以来，它们已使我觉悟到害怕死亡会是多么地不明智。然而，不久前刚变得对死亡满不在乎的我现在重又开始惧怕起它来了，是的，是以另一种方式，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的著作，在那么多危险威胁之下的这条命对于它的诞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不可或缺的。维克多·雨果说：
青草应该生长，孩子们必须死去。
我就说过严酷的艺术法则是生灵死亡，我们自己也在吃尽千辛万苦中死去，以便让青草生长，茂密的青草般的多产作品不是产生于遗忘，而是产生于永恒的生命，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踏着青草，毫不顾忌长眠于青草下的人们，欢快地前来用他们的“草地上的午餐”。
我说了来自外部的危险。来自内部的危险也一样。如果我对来自外界的意外防护得好好的，谁又能料到我是不是会因为一次突然出现在我内部的意外，因为某种内部的灾祸，即在为撰写这部作品所需的好几个月过去之前使我不得不放弃利用这个恩惠呢？
过一会儿，当我经过香榭丽舍，走在回家的路上，谁又能对我保证说我不会遭受有一天下午落到我外祖母头上的那种灾难呢？那天下午，也是在香榭丽舍，她带我出来散步，没想到那竟是她最后的一次散步，在这种一无所知中，我们的一无所知中，时针指到了她不知道的这个点上，当即，脱钩的发条就敲响了丧钟。也许当第一记钟声已在酝酿之中的时候，对于这记钟声敲响前那一分钟已快走完的恐惧，也许对将在我大脑里启动的这一击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对即将发生之事模模糊糊的感知），就象动脉血管抵御不住前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意识中的大脑的一种反应，有些受伤者，尽管医生和生存的欲望都在竭力欺瞒他们，仍然有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死亡的降临，接受死亡，说：“我要死了，我已经作好了准备，”
并且写下给他们的妻子的诀别。
而这确实也是件怪事儿，它以一种我绝对想不到的形式，发生在我开始撰写我这部著作之前。有一天晚上我出门去，人们觉得我脸色比从前还好，因为看到我居然还完美地保留着我那一头黑发而感到惊讶。然而在下楼时，我有三次差点儿摔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