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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经常慌慌张张地跑到圣安德烈教堂的门廊下同圣徒和长老们的石雕塑像在一起避雨。那座教堂的法国风味多浓烈呀！门上的圣徒、国王、骑士，各人手执一枝百合花，或参加婚典，或出席葬礼，都维妙维肖地表现出在弗朗索瓦丝心目中他们所应有的那种神情。当年的雕塑师还刻画了亚里士多德和维吉尔作品中的故事场面，但是，手法上却与弗朗索瓦丝在厨房里随口提到圣路易往事的语气相仿，听她的语气好似她本人认识圣路易，对他的为人了如指掌，而且一般来说，提到他总是为厂把他跟我的外祖父母作对比，照她看，我的外祖父母不如圣路易“公正”。我们可以感觉到，中世纪的石雕艺术家和中世纪的这位（一直活到十九世纪为我们掌勺烹调）女农民对于古代历史或基督教历史的概念，显然都既不准确又朴实单纯，他们的历史知识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是直接来自古老的、在口头代代相传、世世接续的传说，原先的模样虽说已经难以辨认，但它始终具有活跃的生命力。我从中认出另一位贡布雷的人物，他也在圣安德烈教堂的奇特时代的雕塑群像中得到了预示，那就是加米杂货铺的小伙计，年轻的戴奥多尔。弗朗索瓦丝居然也感到他是本乡本士、古道热肠的牢靠人，所以，当我的莱奥妮姨妈病情加重，弗朗索瓦丝单独一人已无法帮她翻身，抱她坐到靠椅上去的时候，她宁可去叫戴奥多尔帮忙，也决不让帮厨女工上楼去“讨好”我的姨妈。而那位平日被人们公正地看作捣蛋鬼的小伙子，内心却充满了圣安德烈教堂浮雕里的精神，尤其是充满了弗朗索瓦丝认为对“可怜的病人”、对她的“可怜的女东家”应该怀有的那种敬爱之情。他把我的姨妈的头扶上枕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既天真又热忱，跟浮雕中手持蜡烛围绕在虚弱的丝母跟前的天使一样，仿佛那些灰秃秃的石雕的面容跟冬天的树木似的，不过暂时处于一种休眠状态而已，早晚会在象戴奥多尔那样既敬畏神尊又透出狡猾、红得好比熟透的苹果似的千百张老百姓的脸上重新焕发出奕奕的生气。有一位女圣徒的形象，已经不再象那些天使一样依附在石头上了，而是从门廊的群像中脱身而出；她的身材比真人高大，端立在一座石基上，仿佛站在一张板凳上免得双脚沾到潮湿的土地似的；她的面容丰满，结实的乳房鼓起了胸口的衣衫，象装在麻袋里的成熟的果实；狭窄的脑门，短小而淘气的鼻子，深陷的眼窝，活脱是一副当地农家女的健壮、粗犷而泼辣的模样。造型上的这种惟妙惟肖，给塑像精微入理地注入一种我原先没有期望看到的柔美的情致。经常有几位村姑也象我们一样前来避雨，她们的音容体态更佐证了塑像造型的准确，正如在石刻的枝叶旁边的缝隙里长出的野枝野叶，仿佛有意要跟雕塑作个对比，以使人认识到艺术作品刻画得多么逼真在我们的正前方，鲁森维尔遥遥可见，那儿是一片乐土呢，还是遭到天罚的罪恶之地？反正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有时我们这儿的雨已经停歇，鲁森维尔仍继续象《旧约》里说到的那个村子一样受到暴雨的惩罚，如注的雨水象一条条鞭子抽打着城里居民的房屋，有时它又得到了上帝的宽恕，重新露面的太阳把象祭台圣器上反光一样的长短不齐的金色光芒流苏般地垂到鲁森维尔的城头。
有几次天气坏得无以复加，我们只能回家或者索性闭门不出。无论哪边的田野都阴沉沉、湿漉漉的，远远望去直如茫茫大海，几幢孤零零的房屋依附在黑暗和雨水半淹的山坡上，象一条条收起船帆的小舟在泛光，一动不动地停泊在茫茫夜海中，下一场雨，甚至下一场狂风暴雨更有何妨！夏天，恶劣的天气不过是晴朗天气的一时的脾气，表面的阴沉掩盖不住潜在的、固有的晴朗；同冬天的不稳定的晴朗大不一样，夏天的晴朗则在地上扎了根，化作茂密的枝叶；雨水滴在枝叶上，并不能损害枝叶的欣欣向荣，整个夏季，晴朗的天气把它的淡紫色或白色的旌旗插遍村里的大街小巷，招摇在房舍和花园的墙头。我坐在小客厅里读书，等着吃晚饭，听到如注的雨水从花园里的醋栗树上滴下，我知道瓢泼大雨只是使树叶更滋润、更油亮，那些树就象是夏天的抵押品，整夜经受着雨淋，为的是确保晴朗天气的延续不断；我知道，尽管下雨，明天当松维尔的白色栅墙上，心形的丁香叶依然会茂密地摇摆不停；我遥遥见到贝尚街的那棵杨树在暴风雨中痛苦而绝望地挣扎，我并不感到忧伤；我听到滚滚的响雷在花园那头的丁香树丛中驰过，我也不因此而惆怅。
倘若大清早就阴雨不止，我的长辈们就放弃散步，那我也无法出门了。但是后来我习惯于单独一人到梅塞格利丝那边去散步。那年秋天。我们来到贡布雷奔丧，因为我的莱奥妮姨妈终于死了。她的死既证明了认为她所采用的疗法只会使她的健康每况愈下最终致死的说法言之有理，也证明了始终认为她害的不是臆症而是器质性病变的观点才是真知灼见；她这一死，原来的怀疑论者才不得不在事实面前认输。她的死只引起一个人的巨大的悲痛，这个人偏偏是没有文化的粗人。在我的姨妈病重不起的最后十五天中，弗朗索瓦丝日夜守护在她的身边，她不脱衣睡觉，也不让任何人去帮忙照料，直到姨妈下葬，她才与她分手。原来姨妈对弗朗索瓦丝疾言厉色，怀疑她居心叵测，对她常发脾气，使弗朗索瓦丝成天提心吊胆，过去我们以为她对姨妈一定暗怀恨心，此刻我们才知道，她怕姨妈其实是敬畏，是爱慕。那是她的真正的女主人，她在世时，尽打让人无法预料的主意，施加让人难以抵挡的花招，但她天生的慈悲心肠，容易动情，如今，这样的女王，这样神秘莫测、至高无上的君主离开了人世，同她相比，我们在弗朗索瓦丝的心目中太渺小了。这以后，我们虽年年到贡布雷去度假，但要过好些年我们在弗朗索瓦丝的心目中才赢得我的姨妈当年享有的威望。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忙于办手续、同公证人和佃户们交谈，很少有空外出；况且偶尔有空，天公又往往不作美，所以就常常让我独自到梅塞格利丝那边去散步。为了挡雨，我披上一件苏格兰大氅，我有意把它搭在肩上，因为我感到弗朗索瓦丝一见到苏格兰花呢上的方格子就会生气，我们无法跟她讲这样的道理，说衣裳的颜色同孝服没有关系，此外，我们对姨妈的死所表现出的悲伤，她也感到不满，因为我们没有举办大规模的丧宴，我们提到姨妈时没有用一种特别的声调，而且我甚至于有时候嘴里还哼哼歌曲。我相信，倘若有哪一本书，根据《罗兰之歌》或者圣安德烈教堂里那些浮雕的场面，提出这类服丧的观点，我会跟弗朗索瓦丝一样，认为非常动听，而且欣然同感的。但是，弗朗索瓦丝就在我的左右，于是总有一个魔鬼唆使我故意气气她，我抓住一点借口，就跟她说：姨妈死了。我之所以难过，是因为她虽然有些可笑之处，但毕竟是个好心肠的人，并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姨妈；倘若她虽是我的姨妈，但我觉得她很讨厌，那么她死了我也决不会难过。——这样的话，如果出现在哪本书里，连我也会觉得大逆不道的。
如果那时弗朗索瓦丝象诗人一样，对于悲痛，对于家庭的悼念，只有一种流动不定的、模糊的意识，对我的那套理论无从对答，只是说：“我也说不清楚，”那我倒会无愧于贝斯比埃大夫的指教，通情达理地对她的自认无知，狠狠地挖苦几句，自鸣得意一番；倘若她又说：“她毕竟跟您沾亲带故，对亲友总还得尊敬才是，”那么我会耸耸肩膀，独自咕哝一句：“我真是好心到家了，跟这样信口雌黄的文盲白费口舌。”就这样，我采取一般人的狭隘观点来判断弗朗索瓦丝的优劣，扮演了那些最卑视片面思想的君子们在生活中遇到婆婆妈妈的场面时最可能扮演的角色。
那年秋天，我觉得散步特别开心，因为我总是读了好几个钟头的书之后才出去散步的。整整一上午，我坐在大厅里读书，读得感到累了，我就把苏格兰大氅往肩上一披，出门散步去。我的身子经过长时间的静止，积累了充沛的活力，需要象被撒出手的陀螺一样，在转悠中消耗积聚的能量。房舍的外墙，当松维尔的花篱，鲁森维尔森林中的树木，蒙舒凡背后的灌木丛，都受到我的雨伞或手杖的抽打，都听到我的欢快的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