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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贵妇中，没有一个比帕尔马公主先离开。公爵夫人竭力挽留我有两个原因（当时我并不知道），其中一个就是帕尔马公主没有离开。公主殿下不走，别人是不能走的。当德·帕尔马夫人起身告辞时，大家就象如释负一般。女宾们象请求祝福似地向帕尔马公主行屈膝礼，公主把她们扶起来，祝福似地在她们脸上吻一下，这就是说，她们可以穿大衣和唤奴仆了。于是，门口一片叫喊声，仿佛在朗诵法国历史上最显赫的名字。帕尔马公主怕德·盖尔芒特夫人着凉，不让她送到门厅，公爵乘势说：“行了，奥丽阿娜，既然夫人不让您送，那就别送了，别忘了医生的嘱咐。”
“我觉得，帕尔马公主和您一起吃饭感到很高兴。”这种客套话我听惯了。公爵穿过客厅，走到我跟前，对我说了这句话，神态殷勤亲切，坚信不疑，就好象在给我颁发毕业证书，或请我吃花式点心。此刻，他似乎感到很高兴，他的脸因此而暂时变得异常温柔，我感到，这对他似乎是一种对人表示关怀的方式，他终身都会象履行轻松而受人尊敬的职务那样履行这些义务，哪怕年老昏聩，也不会放弃。
我正要走，只见帕尔马公主的伴妇又返回客厅，因为她忘记带走公爵夫人送给公主的来自盖尔芒特城堡的奇妙非凡的石竹花了。伴妇满脸绯红，看样子跑得很急，因为尽管公主对谁都很亲切，但当仆人做了蠢事，她就没有耐心了。因此，伴妇端起石竹花就跑，但是，当她从我跟前经过时，为了保持轻松和不顺从的样子，急冲冲对我说：“公主认为我迟到了，她想快点去，可又要石竹花。真是的！我又不是小鸟，我不能同时在好几个地方嘛。”
唉！我想走而没走成的原因，除了不能比殿下先告辞外，还有另外一个：盖尔芒特家的人，无论是腰缠万贯的，还是濒临破产的，不仅善于使他们的朋友们得到物质享受，还善于使他们得到——正如我和罗贝·圣卢在一起时经常体会到的那样——精神享受（这一点古弗瓦西埃家是做不到的），让他们听到娓娓动听的谈话，看到亲切感人的动作，高雅的言谈全靠丰富的内心世界提供。但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无所事事的社交生活中无用武之地，有时就会忘情地抒发，在一种短暂而更加不安的发泄中寻找消遣，如果这种发泄来自德·盖尔芒特夫人，就会被看作是感情，因为她在和一个朋友的交往中，能得到一种令人陶醉的快乐，这绝不是官能快乐，却和音乐使某些人产生的快乐相似。有时，她会从衣服上取下一朵花或一枚嵌有画像的颈饰，送给一位客人，希望他多呆些时间，但仍感到忧伤，因为延长时间也尽是毫无意义的闲聊，不会使她产生和春天第一次暖流相似的（就给人留下疲倦和愁闷而言）神经质的兴奋和短暂的激动。至于那位朋友，切莫过分相信公爵夫人的诺言。它们比他以往听到的任何诺言更动听，更令人陶醉，然而许诺者因为深深感到某一时刻的美好，便以常人所没有的柔情和庄重，施展出百般妩媚和慈爱，把这一时刻变成一部感人至深的杰作，但是过了这一时候，她就不会再给予施舍。她一时高兴，就抒发感情，但激情一过，感情也就烟消云散。她才智过人，能猜出你想听什么，专挑你爱听的说，可是几天后又会抓住你的笑柄，把你当作笑料，讲给另一个正在和她一起分享这种极其短暂的“音乐时刻”的客人听。
在门厅里，我喊仆人把我的橡胶雪靴拿给我。我怕下雪，就带上了这双靴子，事实上，已飘了几片雪花，地面很快变得泥泞了。看到众人揶揄的微笑，我才知道这双靴子很不雅观，因而感到很难为情；当我看到德·帕尔马夫人尚未离开，正观看我穿这双美国橡胶雪靴时，我就更加无地自容了。公主向我走来。“唷，想得多周到，”她大声说，“这鞋太实用了！您真聪明。夫人，我们也该买一双，”她对她的伴妇说。于是，仆人们由讥笑转为尊敬，宾客们热情地拥在我身边，问我是从哪里弄到这双绝妙的鞋子的。“有了这鞋，您什么都不用怕了，即使是再下雪，即使是出远门；不管春夏，还是秋冬，”
公主对对我说。
“噢！这一点，殿下尽管放心，”伴妇狡猾地插话，“不会再下雪了。”
“您怎么会知道，夫人？”善良的帕尔马公主尖刻地发问。
只有在她的伴妇说了蠢话时，她才会生气。
“我可以向殿下保证，不会再下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不可能再下了，已采取了必要措施：撒过盐了。”
头脑简单的伴妇没有发觉公主在生气，别人在乐，因为她不仅没有住口，反而亲切地微笑着对我说（尽管我一再否定我和絮利安·德·拉格拉维埃尔海军上将有亲戚关系）：“况且，下雪又有什么关系呢？先生在船上如走平地。龙生龙，凤生凤嘛。”
德·盖尔芒特先生送走帕尔马公主后，拿起我的大衣，对我说：“我帮您套外套。”他在使用这个字眼时，甚至不再微笑了，因为最粗俗的表达方式，就因为其粗俗，就因为盖尔芒特一家人的故作谦卑，已变得高雅无比了。
激奋只会导致伤感，因为它不是自然产生的。当我终于离开盖尔芒特府，坐在送我去德·夏吕斯先生家的马车上时，我也产生了兴奋的感觉，尽管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产生这种感觉的方式不一样。前两种兴奋力可供我们任意选择。一种发自我们内心，来自我们深刻的印象；另一种来自外部。前者自身就包含着一种快乐，那是生活带给人的快乐。后者试图把别人的兴奋传导给我们，它本身并不伴随快乐，我们可以通过反作用，给它加进一种快乐，得到一种极其虚假的兴奋，但很快就会变成烦闷和忧愁。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上流社会中有那么多人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经常处在烦躁不安的状态中，甚至可能自杀。然而，当我坐车去德·夏吕斯先生家的路上，正被这第二种兴奋折磨得坐立不安。这种兴奋不是由我们切身感受引起的，和我从前几次坐马车产生的兴奋完全不一样：一次是在贡布雷，我坐在贝斯比埃医生的皮篷式双轮车上，看见马丹维尔教堂的钟楼画在夕阳上；还有一次是在巴尔贝克，我坐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四轮轻便马车上，看见一条栽有绿树的路，竭力想回忆起这条路使我模糊感觉到的一件往事。可是，在这第三辆马车上，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在盖尔芒特夫人的餐桌上进行的我当时感到无聊透顶的谈话，如德国亲王对德皇，对布达将军和英国军队的议论。刚才，我把它们塞进我内心的立体镜中了，一旦我们不再是自己，一旦我们有了社交界人士的灵魂，只从别人那里接受生命，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这面立体镜，把别人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突出出来，使它们变得轮廓分明。喝醉了酒的人会对侍候他的咖啡馆侍者表现出好感，此刻我的心情和喝醉了酒毫无两样，尽管在吃晚饭时，我对那位非常熟悉威廉二世、大讲其轶事趣闻的冯亲王无甚好感，而现在我却为能和他共进晚餐而感到幸福，认为他讲的那些事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想起他讲的关于布达将军的故事，想起他那浓重的德国口音，不禁放声大笑，仿佛这笑声对证实他讲的故事滑稽可笑是必不可少的，就象有时候用双手鼓掌可以增强内心的赞美一样。就连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有些看法（例如她说弗兰茨·哈尔斯的画应该站在电车上看才有意思），当时我感到十分愚蠢，但在这面立体镜后，却变得生气勃勃，深刻透彻。不过，我应该说，即使这种兴奋旋踵即逝，却不能说它绝对荒唐。对于有些人，平时我们也许不屑一顾，但不知哪天，我们会很高兴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和我们喜欢的一个女孩子有来往，可以把我们介绍给她，这样，他们就变得对我们有用和有趣味了，而这些在以前我们认为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同样，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将来派不上用场。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哈尔斯的画即使从电车上看也十分有趣，这句话是错的，但却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