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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许是这样。礼节在一个平等社会中消失，似乎不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缺少教育的缘故，而是因为有些人对威望不再看重（想象中的威望才有作用），尤其是另一些人不再认为施行礼节对接受者来说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也就不施行礼节了。在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世界里，礼节就和一切只有使用价值的事物一样，会骤然间变得一文不值。但是，礼节在一个新社会中消失不是绝对的。我们有时候太容易相信一种事物的现状是它唯一可能的状态。许多优秀人物认为，共和国不可能有外交，不可能结盟，农民阶层不可能容忍政教分离。总之，即使在平等社会中出现礼节是一个奇迹，那它也比不过铁路和军用飞机。再说，即使礼节消失，也没有什么能证明这是灾难。还有，一个社会会不会因为事实上的越来越民主而渐渐地分成等级呢？这是很有可能的。教皇不再掌管国家和军队以来，他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二十世纪，教堂对无神论者的影响远比十七世纪对宗教信徒的影响大；如果帕尔马公主是一国之君，我就可能象谈论共和国总统那样谈论她，也就是说，我根本不想谈论她。
公主把那位求见的夫人搀扶起来，拥抱过后，又坐下来继续玩牌，如果来者是一位显要人物，她会请她坐到一张安乐椅上，先同她聊一会儿。
如果宾客太多，客厅容纳不下，负责接待的公主的伴妇就另辟场所，把宾客带到与客厅相通的一间大厅里，厅内摆满了波旁家族的肖像和古玩。于是，那些常客便自愿担任“导游”，介绍些有趣的事儿，可年轻人却没那份耐心听他们唠叨，宁愿注视那些有血有肉的殿下（必要时，还让宫廷贵妇或宫女给她们作介绍），而对已故女君主的遗物却不感兴趣。他们忙于和那些公主殿下认识，捉摸着怎样才能得到她们的邀请，所以，他们和这个珍贵的档案室打了几年交道，竟对里面的陈列物一无所知，只隐约记得厅内装饰着大仙人掌和大棕榈树，使这个珍品中心酷似布洛尼林园培植棕榈树的温室。
当然，在帕尔马公主会客的日子，为了促使食物消化，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有时也会屈尊俯就，晚饭后到公主府上进行拜访，公主自始至终把她留在身边，一面和公爵说着笑话。但是，如果公爵夫人来吃晚饭，公主离开餐桌就关上大门，不让她的常客前来打扰，生怕没经过严格挑选的客人会给苛刻的公爵夫人带来不快。有些常客事先没得到通知，仍然前来拜访殿下，门房答复说：“殿下今晚不会客，”他们就走了。况且，公主的许多朋友事先就知道这一天公主不可能邀请他们。这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一个封闭的小圈子，渴望加入的人大多被拒之门外。被排斥在外的人几乎能肯定无疑地说出入选者的姓名，他们气恼地私下里说：“你们当然知道，奥丽阿娜·德·盖尔芒特走到哪里，她的智囊团都要倾巢而出。”帕尔马公主借助这个智囊团，在公爵夫人周围筑起一堵护墙，不让那些尚未博得公爵夫人欢心的人靠近。但是，在公爵夫人最心爱的朋友中，在这个引人瞩目的“智囊团”成员中，有些人对帕尔马公主很不热情，因此，公主也不便向他们表示亲热。当然，帕尔马公主真心诚意地承认，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社交圈里可能得到的快乐要比她自己的社交圈里得到的快乐多一些。她不得不承认，公爵夫人会客的日子，公爵府门庭若市，宾客满堂，她在那里也常常遇见三、四个殿下，她们只给她送名片，却从不登门拜访。她模仿奥丽阿娜说话，穿奥丽阿娜式样的裙子，茶会上端出相同的草莓馅饼，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有几次，一整天只有一个宫廷贵妇和一个外国使馆参赞与她作伴。因此，既然有的人（就象从前斯万那样）每天必到公爵夫人家呆两个钟头，而对帕尔马公主两年才拜访一次，公主也就不会有兴致——哪怕是为了取悦奥丽阿娜——“主动”邀请这个斯万式人物吃晚饭了。总之，帕尔马公主宴请公爵夫人总感到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因为她怕奥丽阿娜看什么都不顺眼。同样，当帕尔马公主到盖尔芒特府吃晚饭时，她确信这里的一切都将是妙趣横生，担心自己听不懂，记不住，不讨人喜欢，不善于领会和吸收别人的思想。于是，我的存在，和用水果组成花环装饰餐桌的新做法一样，引起了她的注意和兴趣。但她不清楚究竟哪一个更有魅力，更能成为奥丽阿娜招待会成功的一个秘诀，是餐桌上的装饰，还是我的存在。既然不清楚，她决定下次宴请客人时，干脆设法把两者都用上。此外，帕尔马公主对公爵夫人家的一切都有浓厚兴趣，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因为盖尔芒特府有一种滑稽和危险的、能令人振奋的东西，那就是盖尔芒特精神。帕尔马公主带着一种胆怯、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浸入盖尔芒特精神，就象跳入海中洗“浪浴”一般，认为救生员指出浪浴有危险，是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人会游泳，当她浮出水面时，感到精神振奋，心情舒畅，青春焕发。盖尔芒特精神——按公爵夫人的话来说，这和化圆为方一样，是一种不存在的实体，她认为自己是唯一掌握这一精神的盖尔芒特——就象图卢的熟肉酱或兰斯的饼干，只是徒有虚名。然而（因为智力上的一种特征不是采用和头发颜色或肤色同样的方式传给后代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一些挚友，虽然和她血统不同，却掌握了盖尔芒特精神，相反，在盖尔芒特家族中，有些人却没有掌握家族精神，因为他们对任何思想都采取拒不接受的态度。那些和公爵夫人无血缘关系，但却掌握盖尔芒特精神的人，过去大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具有从事某种职业的天赋，或有艺术家的素质，或有外交官的才能，或有议员的口才，或有军人的天赋，但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小圈子生活。他们作这样的抉择，可能因为他们缺少独创性，或者缺乏首创性，或者意志薄弱，或者身体欠佳，或者没有机会，也可能是为了跻身于上流社会。
如果说盖尔芒特沙龙曾是某些人从事某种生涯的绊脚石（应该承认这是个别现象），那也是违背他们愿望的。一个前程远大的医生、画家和外交官，虽然比许多人更有天赋，却在生涯中惨遭失败，因为他们和盖尔芒特家族亲密无间的关系使医生和画家被看成是上流社会人士，外交官被看成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不能得到同僚们的承认。法兰西学院选举团成员穿戴的旧式长袍和红色无沿帽，不只是（至少在不久以前）墨守陈规的过去和闭关自守的宗派主义的外部残余。
“教授”们头戴饰有金色流苏的无沿帽，活象头戴犹太人锥形帽的大祭司，在德雷福斯案之前的年代里，他们仍然死死守住法利赛人①的旧观念。迪·布尔邦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但因为他不喜欢社交而得到了同僚们的承认。戈达尔大夫虽与维尔迪兰夫妇过从甚密，但维尔迪兰夫人是他的病人，此外，他那粗俗的举止也对他起到了保护作用，况且，他在家举办宴会时，只邀请医务界人士，宴会上飘溢着石炭酸气味。但是，在这些法定的社团中，蹈常袭故、囿于偏见，不过是廉洁奉公、道德高尚所索取的代价，假如在更加宽容、更加自由、很快就变得更加放荡的环境中，人们也就不会象这样墨守陈规了；在这些社团中，一位身穿银鼠皮里红缎长袍、和中世纪深居宫堡的威尼斯总督（也就是公爵）十分相象的教授，和另一个公爵——卓越而可怕的德·圣西门先生一样，有着高尚的品德，恪守崇高的原则，也象他那样铁面无情，不容异类。异类即那位热衷社交生活、有着不同的举止风度和不同的社会关系的医生。这位不幸的医生想掩盖他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关系，但又怕同僚指责他瞧不起他们（社交界人士的想法实在荒唐！），为了把事情做得圆满，特地举办混合晚宴，让医务界人士淹没在社交界人士中，希望用这种方式平息同僚的怒气。殊不知这样做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更确切地说，当十人委员会（实际人数要多一些）必须选举一个人填补教授职位空缺的时候，他看到投票的结果必然是一个比自己更循规蹈矩（即使才能不如自己）的医生当选，他听到对自己的否决声响彻墨守陈规的医学院，象莫里哀死前发出的“我发誓”②的喊声一样庄严，一样可笑，一样可怕，这时候，他才明白他的行为导致了他的失败。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