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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惟轻者斥、重者戮而已矣。
一吏胥之弊。贱等于奴隶而权驾乎公卿，流品甚杂，心术最坏，良由积习使然，莫之能返也。江苏州县漕书，阍人得持其短长，所设关书，徒以供侵蚀，其缺可纳资为之，传之子孙。官易而吏不易，公革而私不革，权势之盛莫过于今日。
衣冠中无耻之徒且与之往来要结。每有事，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
推而上之，卿贰、督抚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此犹其小焉者也。天子曰可，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其权直出宰辅大臣之上。究其所谓可不可者，为索取部费地耳。上下其手，得失系乎一字。
利之所在，其弊如此。今计每部不下数千人，其渠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内外交结，隐语邮书。疾驰旁午，辇金暮夜。踪迹诡秘，莫能得其赃私。计吏兵户工四部岁不下千数百万。
卷三 吏政（8）
其次则曰差役之弊。差役素无工食，专倚民讼以为生。一县中大者不下千人，小者亦数百人，有十总，有六十总，魁其党者曰管班，出入裘马，僭侈无度。
此外，所有图甲庄书皆适以追呼扰民。今计外省衙门人数之众，莫可究洁，婪赃更多，不啻千万。究其银所从来，国家之帑藏居其三，斯民之脂膏居其七。
天下乱之由来，皆由此辈。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正名定罪，非尽杀不可。然杀者一而养之者百，则帷有永易其人。内官所用，但供奔走，而不得与闻政事；外官可并其事于幕，名之曰幕职。可以为入仕之途，重其责成，彼亦不敢侈然自放，以贪墨败名。夫吏之得以弄权，其弊者由于则倒之繁，得以任其比附，惟吏挟例以牟利。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循至于天下大乱。胡文忠谓：“大清之律可以恪守，大清之例不能胜读”，盖早慨乎言之。原夫例之设所以治天下，而流弊之极至如此。其条目繁多，细如牛毛，徒足为吏胥舞弊之具，选人万不得已，一切以欺应之。国家设例，本以防欺，今乃适以导欺，甚且逼之使出于欺，岂不异哉？
今欲革其弊，莫如悉索旧例付之一炬，但取明白简易者数万言足矣。旧例既废，重颁新例。凡事以简驭之，一事两可者，长官断之以理足矣。必约束以无一定之例，是疑大官而信吏也，孰甚焉！
一、杜漕粮浮收之弊。今之赋役全书，款项繁多，名目猥狡滑，分合杂糅，莫悉其每亩征税之数。必宜改定体例，但著某县田若干亩，一亩之税米若干，银若干，主于大目通晓，吏即欲舞弊，已自无权。每岁征收钱粮必书细数，揭之大堂，俾众咸知。漕事既完，刷印征信录分送上司、各国绅士惟遍。如有不符，许其上揭，如是而不弊绝风清者，未之有也。
一、杜赋税不均之弊。赋税不均，由于经界不正。欲正经界，须将各省田亩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减其赋。吴田一亩不敷二百四十岁，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疏稿所谓南方田亩狭于北方者，此也。今拟先绘图，然后明定亩数，以一县之丈地，敷一县之粮科。按亩均收，自泯偏颇。不得藉口田多丝毫增额。如是则豪强无欺隐，良懦无贻累矣。
一、徭役差费之弊。内地各省徭役之苦，民不聊生，历经督抚奏疏言之矣。
海疆各省差役之费骇人听闻，不论有理无理、原告被告、做禀有费、代书有费、入禀有费、差役有费，甚至被劫者役禀，被押候批准勘验而后释放，复索勘验夫马费，既受拘押之苦，又耗许多费用，鲜有破案，人赃并获者。
故广东被劫之家多不禀迫劫盗之风益炽。闻广州府各县劫案岁有数百起，殊可慨也。查欧西平常之案，衙署上下巡捕均无费，惟大案有公堂费，归输者出，如输者无力，归胜者垫。无中国衙门费用之多，鲜有因讼倾家荡产、卖妻鬻子者。
宜参酌除之。
一曰州县亏空之弊宜除也。一曰贡物勒索之弊宜蠲也。
天下之害，大抵上下两损，而归于中饱，以至于蠹国而病民。凡事，一经官吏之手，无不浮开价值，横征商民，而于上无丝毫之益。即一极琐悄事，亦必欺罔贿赂，无所不至，火者远者可知已。天下事尚可问乎？宜亟变通，一切蠲除之，以培国脉，以厚民生，则幸甚矣！
卷四 户政
税则
自道光二十二年火开海禁，与各国立约通商，洋人各货进口纳税后，即准由华商贩运各地，过关只按估价，每百两加税不得过于五两。维时，当事不知中国税额轻于各国四五倍或七八倍，故立约甚轻也。适后天下多事，始创榷货抽厘之制，藉资军饷。厘捐最旺时，岁收二千万，今虽稍减，亦有一千万百万。取于商者甚微，盖于国者甚大，较之按亩加赋，得失悬殊。无如法久弊生，或因办理不善，或因设卡过多，避重就轻，遂增于税之条。
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令纳费洋人，托其出名认为已化，洋商坐收其利。者有代华商领于口半税单者，有洋商洋船装运洋药各货者，有代用护照包送无运照之土货者。且同一土货由香港来则准其报半税无厘捐，若由粤省来则不准报子口税必报厘捐；同一洋货在洋人手则无厘捐，在华人手则纳厘捐，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不独涛张为幻，流弊日多，且先失保护已民之利权，于国体亦有大关碍也。
查看港澳门无征收厘捐之例，商贾多乐出其途。为今之计，不如裁撤厘金，加增关税。其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华洋一律征收，则洋人无所藉口，华商不至向隅，似亦收回利权之要道也。或虑西人不允请，俟换约之岁，预先叙明，如有不利吾民有碍吾国自主之权者，准其随时自行更变，以豫为日后酌改地步。况据《公法便览》第三章，论邦国相交之权及款待外国人民之例，注兑甚明，其二节云：“凡遇交涉，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尝考泰西各国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六十为率，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美国进口货税值四征三，商虽非之，然不能违抗。
亦有全不征税者，盖于轻重之中各寓自便之计，如洋酒烟卷等物外洋征税极重，在国中列肆卖烟酒者，尚需纳规领牌。
今中西和约，凡进口之吕宋烟洋酒，只充伙食，概不纳税，查泰西俱无此例，尤属不公，今宜重订新章，一律加征。又如中国各种烟酒朱玉古玩等物，本非日用所必需，虽加数倍亦不为过，而土货出洋者，税宜从轻。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于此。总之，泰西税法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于本国出口之货税恒从轻，或全免出口之税。今日本已仿行之矣，其税于国中者，烟酒两项特从其重，他货或免或轻，专以遏别国之利源，广本国之销路。便吾民之日用生计为主。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轻重，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盖通行之公法使然也。其或某国重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重收某国之税以相抵制；某国轻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轻收某国某货之税以相酬报，此又两国互立之法了。即此而推，因时制变之机权在是矣。
当日海禁初开，华人不谙商务，一切船只之进出，货物之稽征，皆委洋人经理。京都特设总税务司，各口海关则设正副税务司，帮同监督经理榷政，税务司下又有帮办自头等以至四等，每等皆分正副。此外更有人手，皆以西人承充，惟通事及办理汉文之书启、征收税项之书吏，始用华人。夫中外通商数十余载，华人亦多精通税则，熟悉约章，与其假手他人袒护彼族，何若易用华人之为愈乎？
或谓华人诚实者少，狡猾者多，用之恐滋弊窦。不知税则既定，中外通行，耳目众多，观瞻所系，非若各省厘卡货税之数彼此不符，虽有奸胥，安能舞弊？应请明定章程，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为总税务司，其各口税司帮办等皆渐易华人，照章办理，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华政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
余阅吴兴税步生《通商综核表序》，云：“约章所载进口免税各物，初因品物不多，无关税额，又皆彼中日用无预华人，不予征科，以示曲体远人之至意。”
讵向之专供旅用者，今则视为利途。非无可关者，稍与争持，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