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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乾道六年，户部侍郎叶衡奏：“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年来课入不增，商贾不行，皆私贩害之也。且以淮东、二浙盐出入之数言之，淮东盐灶四百一十二所，岁额盐二百六十八万三千余石，去年两务场卖淮盐六十七万二千三百余袋，收钱二千一百九十六万三千余贯；二浙课额一百九十七万余石，去年两务场卖浙盐二十万二千余袋，收钱五百一万二千余贯，而盐灶乃计二千四百余所。以盐额论之，淮东之数多于二浙五之一，以去岁卖盐钱数论之，淮东多于二浙三之二，及以灶之多寡论之，两浙反多淮东四之三，盖二浙无非私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
淳熙八年，诏住卖带卖积盐，以朝廷徒有带卖之名，总所未免有借拨之弊故也。十年，先是湖北盐商吴传言：“国家鬻海之利，以三分为率，淮东居其二。通、泰、楚隶买盐场十六，催煎场十二，灶四百十二。绍兴初，灶煎盐多止十一筹，筹为盐一百斤。淳熙初，亭户得尝试卤水之法，灶煎至二十五筹至三十筹，增旧额之半。缘此，盐场买亭户盐，筹增称盐二十斤至三十斤为浮盐。日买盐一万余筹，其浮盐止以二十斤为则，有二十万斤，为二千筹，筹为钱一贯八百三十文，内除船脚钱二百文，有一贯六百三十文。其盐并再中入官，为钞钱四百五十一万七千五百余缗。又纲取盐一代并诸窠名等，及卖又多称斤两，亭户饥寒，不免私卖。若朝廷严究，还其本钱，而后可以尽革私卖之弊。”至是，诏还通、泰等州诸盐场欠亭户盐本钱一百一十万贯。
宁宗庆元初，诏罢循环盐钞，改增剩钞名为正支文钞给算，与已投仓者通理先后支散。以淮东提举陈损之言循环钞多弊，故有是命。于是富商巨贾有愿为贫民者矣。开禧二年，诏自今新钞一袋，搭支旧钞一袋；如新钞多于旧钞，或愿全以新钞支盐，及无旧钞而愿全买新钞者听，以新钞理资次。嘉定二年，诏淮东贴输盐钱免二分交子，止用钱会中半。三年诏：“停钞引之家，增长旧钞价直，袋卖官会百贯以上。自今令到日，盐钞官钱袋增收会子二十贯，三务场朱印于钞面，作“某年某月新钞”，俟通卖及一百万袋，即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盐钞并为旧钞，期以一年持赴仓场支盐，袋贴输官会一十贯，出限更不行用。”此淮、浙盐之大略也。
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晏代之；当时举天下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增至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元佑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宁一监，支监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
宝庆二年，监察御史赵至道言：“夫产盐固藉于盐户，鬻盐实赖于盐商，故盐户所当存恤，盐商所当优润。庆元之初，岁为钱九百九十万八千有奇，宝庆元年，止七百四十九万九千有奇，乃知盐课之亏，实盐商之无所赢利。为今之计，莫若宽商旅，减征税，庶几庆元盐课之盛，复见于今日矣。”从之。绍定元年，以侍御史李知孝言，罢上虞、余姚海涂地创立盐灶。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岁额盐九十七万四千余袋，近二三年积亏一百余万袋，民食贵盐，公私俱病。”有旨，三路提举茶盐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员，专以兴复盐额、收买散盐为务，岁终尚书省课其殿最。淳佑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国，专仰盐钞，绍兴、淳熙，率享其利。嘉定以来，二三十年之间，钞法或行或罢，而浮盐之说牢不可破，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望付有司集议，孰为可行，孰为可罢，天地之藏与官民共之，岂不甚盛？”从之。五年，申严私贩苛征之禁。
宝佑元年，都省言：“行在榷货务都茶场上本务场淳佑十二年收趁到茶盐等钱一十一千八百一十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三贯有奇，比今新额四千万贯增一倍以上，合视淳佑九年、十年、十一年例倍偿之，以励其后。”有旨依所上推赏。四年五月，以行在务场比新额增九千一百七十三万五千九百一十二贯有奇，本务场并三省、户部、大府寺、交引库，凡通管三务场职事之人，视例推赏，后以为常。十有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熠言：“盐近者课额顿亏，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见亏二千余万，皆由台阃及诸军帅兴贩规利之由。”于是复申严私贩之禁。
五年，朱熠复言：“盐之为利博矣。以蜀、广、浙数路言之，皆不及淮盐额之半。盖以斥卤弥望，可以供煎烹，芦苇阜繁，可以备燔燎。故环海之湄，有亭户，有锅户，有正盐，有浮盐。正盐出于亭户，归之公上者也。浮盐出于锅户，鬻之商贩者也，正盐居其四，浮盐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盐之利散而归之于下，于是分置十局，以收买浮盐，以岁额计之，二千七百九十三万斤。十数年来，钞法屡更，公私俱困，真、扬、通、泰四州六十五万袋之正盐，视昔犹不及额，尚何暇为浮盐计邪？是以贪墨无耻之士大夫，知朝廷住买浮盐，龙断而笼其利；累累灶户，列处沙洲，日藉铢两之盐，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贾既不得私贩，朝廷又不与收买，则是绝其衣食之源矣。为今之计，莫若遵端平之旧式，收锅户之浮盐。所给盐本，当过于正盐之价，则人皆与官为市。却以此盐售于上江，所得盐息，径输朝廷，一则可以绝戎阃争利之风，二则可以续锅户烹煎之利。”有旨从之。
183 志第一百三十六 食货下五
盐下茶上
其在福建曰福州长清场，岁鬻十万三百石，以给本路。天圣以来，福漳泉州、兴化军皆鬻盐，岁视旧额增四万八千九百八石。
熙宁十年，有廖恩者起为盗，聚党掠州郡。恩既平，御史中丞邓闰甫言：“闽越山林险阻，连亘数千里，无赖奸民比他路为多，大抵盗贩盐耳。恩平，遂不为备，安知无蹑恩之迹而起者？”乃诏福建路蹇周辅度利害。周辅言：“建、剑、汀州、邵武军官卖盐价苦高，漳、泉、福州、兴化军鬻盐价贱，故盗多贩卖于盐贵之地。异时建州尝计民产赋钱买盐，而民惮求有司，徒出钱或不得盐。今请罢去，颇减建、剑、汀、邵武盐价，募上户为铺户，官给券，定月所卖，从官场买之，如是则民易得盐，盗贩不能规厚利。又稍兴复旧仓，选吏增兵。立法，若盗贩、知情囊橐之者，不以赦原；三犯，杖、编管邻州；己编管复犯者，杖、配犯处本城。”皆行之，岁增卖二十三万余斤，而盐官数外售者不预焉。
元丰二年，提举盐事贾青请自诸州改法酌三年之中数立额。又请捕盗官获私盐多者，论赏不限常法。三年，青上所部卖盐官吏岁课，比旧额增羡。诏曰：“周辅承命创法，青相继奉行，期年有成，课增盗止，东南赖之。”时周辅已擢三司副使，监司已次被赏者凡二十人。
哲宗即位，御史中丞黄履奏福建多以盐抑民，诏：“去岁先帝已立分遣御史、郎官察举监司之法，福建遣御史黄降，江西遣御史陈次升按之。”继又以命吏部郎中张汝贤并察举周辅所立盐法。降言：“福州缘王氏之旧，每产钱一当余州之十，其科纳以此为率，余随均定，盐额亦当五倍，而实减半焉。昨王子京奏立产盐法，失于详究，遂概以额增，多寡之间，辽远绝殊，远民久无以伸。”诏付汝贤。明年，按察司尽以所察事状闻，于是福建转运副使贾青、王子京皆坐掊克，谪监湖广盐酒税；刑部侍郎蹇周辅坐议江西盐法，掊克诞谩，削职知和州；郏但坐倡议运广盐江西，张士澄坐附会推行周辅之法，肆志抑扰，并黜官；闽清县尹徐寿独用盐法初行，能守官不挠，民以故不多受课，言于朝加赏焉。汝贤请定福建产卖盐额，诏从其请；凡抑民为盐户及愿退不为行者，以徒一年坐之；提举盐事官知而不举，论如其罪。
已而殿中侍御史吕陶奏：“朝廷以福建、江西、湖南等路盐法之弊，流毒生灵，遣使按视，谴黜聚敛之吏，以慰困穷之民，天下皆知公议之不可废也。然湖南、江西运卖广盐添额之害，京东、河北榷盐，皆章惇所倡，愿付有司根治其罪，使贼民罔上之臣，少知所畏。”监察御史孙升继言：“江西、湖南盐法之害，两路之民，残虐涂炭，甚于兵火，独提举官刘谊乃能上言极其利害，谊坐夺官勒停。”诏复谊官，起守韶州。
崇宁以后，蔡京用事，盐法屡变。独福建盐于政和初斤增钱七，用熙宁法听商人转廊算请，依六路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