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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上所撰《乐书》二百卷，命礼部尚书何执中看详，以谓旸欲考定音律，以正中声，愿送讲议司，令知音律者参验行之。旸之论曰：“汉津论乐，用京房二变、四清。盖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壬辰，诏曰：“朕惟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其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古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着移风易俗之美化，乃称朕咨诹之意焉。”
三年正月，汉津言曰：“臣闻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征，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余律从而生焉。臣今欲请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制。”
其后十三年，帝一日忽梦人言：“乐成而凤凰不至乎！盖非帝指也。”帝寤，大悔叹，谓：“崇宁初作乐，请吾指寸，而内侍黄经臣执谓‘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盖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刘昺试之。时昺终匿汉津初说，但以其前议为度，作一长笛上之。帝指寸既长于旧，而长笛殆不可易，以动人观听，于是遂止。盖京之子绦云。
秋七月，景钟成。景钟者，黄钟之所自出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终于九斛，中声所极。制炼玉屑，入于铜齐，精纯之至，音韵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龙，惟天子亲郊乃用之。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于是命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之铭。其文曰：“天造我宋，于穆不已。四方来和，十有二纪。乐象厥成，维其时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龙受之，天地一指。于论景钟，中声所止。有作于斯，无袭于彼。九九以生，律吕根柢。维此景钟，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万年，既多受祉。维此景钟，上帝命尔。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宝之，宋乐之始。”
129 志第八十二 乐四
崇宁四年七月，铸帝鼐、八鼎成。八月，大司乐刘昺言：“大朝会宫架旧用十二熊罴按，金錞、箫、鼓、觱篥等与大乐合奏。今所造大乐，远稽古制，不应杂以郑、卫。”诏罢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为一变，执钥秉翟，扬戈持盾，威仪之节，以象治功。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阙，曲未终，帝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百僚称颂。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乃下诏曰：“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愈远，遗声弗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其旧乐勿用。”
先是，端州上古铜器，有乐钟，验其款识，乃宋成公时。帝以端王继大统，故诏言受命之邦，而隐逸之士谓汉津也。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又有制撰官，为制甚备，于是礼、乐始分为二。
五年九月，诏曰：“乐不作久矣！朕承先志，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绪；建官分属，设府庀徒，以成一代之制。二月，尝诏省内外冗官，大晟府亦并之礼官。夫舜命夔典乐，命伯夷典礼，礼乐异道，各分所守，岂可同职？其大晟府名可复仍旧。”
又诏曰：“乐作已久，方荐之郊庙，施于朝廷，而未及颁之天下。宜令大晟府议颁新乐，使雅正之声被于四海，先降三京四辅，次帅府。”
大观二年，诏曰：“自唐以来，正声全失，无征角之音，五声不备，岂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刘诜所上征声，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谱按习，仍增征、角二谱，候习熟来上。”初，进士彭几进乐书，论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征调尚阙。礼部员外郎吴时善其说，建言乞召几至乐府，朝廷从之。至是，诜亦上征声，乃降是诏。
三年五月，诏：“今学校所用，不过春秋释奠，如赐宴辟雍，乃用郑、卫之音，杂以俳优之戏，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乐。”
四年四月，议礼局言：“国家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为大祠，以僖祖、太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设宫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宫架、二舞。”诏可。六月，诏近选国子生教习二舞，以备祠祀先圣，本《周官》教国子之制。然士子肄业上庠，颇闻耻于乐舞与乐工为伍、坐作、进退。盖今古异时，致于古虽有其迹，施于今未适其宜。其罢习二舞，愿习雅乐者听。”
八月，帝亲制《大晟乐记》，命太中大夫刘昺编修《乐书》，为八论：
其一曰：乐由阳来，阳之数极于九，圣人摄其数于九鼎，寓其声于九成。阳之数复而为一，则宝鼎之卦为《坎》；极而为九，则彤鼎之卦为《离》。《离》，南方之卦也。圣人以盛大光明之业，如日方中，向明而治，故极九之数则曰景钟，大乐之名则曰《大晟》。日王于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运。当丰大之时，恢扩规模，增光前烈，明盛之业，永观厥成。乐名《大晟》，不亦宜乎？
其二曰：后世以黍定律，其失乐之本也远矣。以黍定尺，起于西汉，盖承《六经》散亡之后，闻古人之绪余而执以为法，声既未协，乃屡变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于数十等，而至和之声愈求而不可得也。《传》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秬黍云乎哉？
其三曰：焦急之声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异日听吾乐，当令人物舒长。”照之乐固未足以感动和气如此，然亦不可谓无其意矣。自艺祖御极，和乐之声高，历一百五十余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盖奕世修德，和气熏蒸，一代之乐，理若有待。
其四曰：盛古帝王皆以明堂为先务，后世知为崇配、布政之宫，然要妙之旨，秘而不传，徒区区于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且盛德在木，则居青阳，角声乃作；盛德在火，则居明堂，征声乃作；盛德在金，则居总章，商声乃作；盛德在水，则居玄堂，羽声乃作；盛德在土，则居中央，宫声乃作。其应时之妙，不可胜言。一岁之中，兼总五运，凡丽于五行者，以声召气，无不总摄。鼓宫宫动，鼓角角应：彼亦莫知所以使之者。则永膺寿考，历数过期，不亦宜乎？
其五曰：魏汉津以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九寸之律，三数退藏，故八寸七分为中声。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宫架环列，以应十二辰；中正之声，以应二十四气；加四清声，以应二十八宿。气不顿进，八音乃谐。若立春在岁元之后，则迎其气而用之，余悉随气用律，使无过不及之差，则所以感召阴阳之和，其法不亦密乎？
其六曰：乾坤交于亥，而子生于黄钟之宫，故禀于乾，交于亥，任于壬，生于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声具焉。汉津以四清为至阳之气，在二十八宿为虚、昴、星、房，四者居四方之正位，以统十二律。每清声皆有三统：申、子、辰属于虚而统于子，巳、酉、丑属于昴而统于丑，寅、午、戌属于星而统于寅，亥、卯、未属于房而统于卯。中正之声分为二十四宿，统于四清焉。
其七曰：昔人以乐之器有时而弊，故律失则求之于钟，钟失则求之于鼎，得一鼎之龠，则权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浑沦之体，律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