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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宴。
八年，礼部尚书苏轼复陈合祭六议，令礼官集议以闻。已而下诏依元佑七年故事，合祭天地于南郊，仍罢集议。绍圣元年，以右正言张商英言：“先帝制详定礼文所，谓合祭非古，据经而正之。元佑之臣，乃复行合祭，请再下礼官议。”御史中丞黄履谓：“南郊合祭，因王莽谄事元后，遂跻地位，同席共牢。迨先帝亲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复用莽意合祀，渎乱典礼。”帝以询辅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谓之社。”黄履曰：“郊者，交于神明之义，所以天地皆称郊。社者，土之神尔，岂有祭大祇亦可谓之壮乎？”乃以履奏送礼部、太常寺。权礼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谊等言：“宜用先帝北郊仪注，以时躬行，罢合祭礼。”已而三省言：“合祭既非礼典，但盛夏祭地祇，必难亲行。”诏令两省、台谏、礼官同议，可亲祀北郊，然后罢合祭之礼。曾布、钱勰、范纯礼、韩宗师、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刘定、傅楫、黄裳、丰稷、叶祖洽等言，互有是否。蔡京、林希、蔡六、黄履、吴安持、晁端彦、翟思、郭知章、刘拯、黄庆基、董敦逸等请罢合祭。诏从之。然北郊亲祀，终帝之世未克举云。
建中靖国元年，命礼部、太常寺详定北郊仪制。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又请改合祭之礼，韩忠彦以为不可。曾布力主北郊之说，帝亦然之，遂罢合祭。
政和三年，诏礼制局议方坛制度。是岁，新坛成。初，元丰三年七月，诏改北郊圜坛为方丘。六年，命礼部、太常定北郊坛制。哲宗绍圣三年，权尚书侍郎黄裳等言：“南郊青城至坛所五百一十八步，自瑞圣园至皇地祇坛之东坛五百五十六步，相去不远。其坛系国初所建，神灵顾享已久。元丰间，有司请地祇、神州并为方坛，坛之外为坎，诏止改圜坛为方。请下有司，比类南郊增饰制度，除治四面，稍令低下，以应泽中之制。”诏礼部再为详定，指画兴筑。至是，礼制局言：“方坛旧制三成，第一成高三尺，第二成、第三成皆高二尺五寸，上广八丈，下广十有六丈。夫圜坛既则象于乾，则方坛当效法于坤。今议方坛定为再成，一成广三十六丈，再成广二十四丈，每成崇十有八尺，积三十六尺，其广与崇皆得六六之数，以坤用六故也。为四陛，陛为级一百四十有四，所谓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也。为再壝，壝二十有四步，取坤之策二十有四也。成与壝俱再，则两地之义也。”斋宫大内门曰广禋，东偏门曰东秩，西偏门曰西平，正东门曰含光，正西门曰咸亨，正北门曰至顺，南内大殿门曰厚德，东曰左景华，西曰右景华，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后又增四角楼为定式。
其神位，崇宁初，礼部员外郎陈旸言：“五行于四时，有帝以为之主，必有神以为之佐。今五行之帝既从享于南郊第一成，则五行之神亦当列于北郊第一成。天莫尊于上帝，而五帝次之；地莫尊于大祇，而岳帝次之，今尚与四镇、海渎并列，请升之于第一成。”至是，议礼局上《新仪》：皇地祇位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稿秸；太祖皇帝位于坛上东方西向，席以蒲越。木神勾芒、东岳于坛第一龛，东镇、海渎于第二龛，东山林、川泽于坛下，东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卯阶之北，以南为上。神州地祇、火神祝融、南岳于坛第一龛，南镇、海渎于第二龛，南山林、川泽于坛下，南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午阶之东，以西为上。土神后土、中岳于坛第一龛，中镇于第二龛，中山林、川泽于坛下，中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午阶之西，以西为上。金神蓐收、西岳于坛第一龛，西镇、海渎于第二龛，昆仑西山林、川泽于坛下，西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酉阶之南，以北为上。水神玄冥、北岳于坛第一龛，北镇、海渎于第二龛，北山林、川泽于坛下，北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子阶之西，以东为上。神州地祇席以稿秸，余以莞席，皆内向。其余并如元丰仪坛壝之制。其位板之制，上帝位板长三尺，取参天之数；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数；广尺二寸，取天之备数；书徽号以苍色，取苍璧之义。皇地祇位板长二尺，取两地之数；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数；广一尺，取地之成数；书徽号以黄色，取黄琮之义。皆以金饰。配位板各如天地之制。
又言：“《大礼格》，皇地祇玉用黄琮，神州地祇、五岳以两圭有邸。今请二者并施于皇地祇，求神以黄琮，荐献以两圭有邸。神州惟用圭邸，余不用。玉琮之制，当用坤数，宜广六寸，为八方而不剡；两圭之长宜共五寸，并宿一邸，色与琮同。牲币如之。”又言：“常祭，地祗、配位各用冰鉴一；今亲祀，盛暑，请增正配及从祀位冰鉴四十一。”并从之。
四年五月夏至，亲祭地于方泽，以皇弟燕王俣为亚献，赵王人思为终献。皇帝散斋七日于别殿，致斋七日于内殿，一日于斋宫。前一日告配太祖室，其有司陈设及皇帝行事，并如郊祀之仪。是后七年，至宣和二年、五年，亲祀者凡四。
高宗绍兴初，惟用酒脯鹿ＭＺ，行一献礼。二年，太常少卿程瑀言：“皇地祇，当一依祀天仪式。”诏从之。又言：“国朝祀皇地祇，设位于坛之北方南向。政和四年，设于南方北向。今北面望祭，北向为难，且于经典无据。请仍南向。”
淳熙中，朱熹为先朝南北郊之辩曰：“《礼》‘郊特牲而社稷太牢’，《书》‘用牲于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明验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后复合而为一。《周礼》亦只说祀昊天上帝，不说祀后土，故先儒言无北郊，祭社即是祭地。古者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无一时合祭共享之礼。古之时，礼数简而仪从省，必是天子躬亲行事，岂有祭天却将上下百神重沓累积并作一祭耶？且郊坛陛级两边上下，皆是神位，中间恐不可行。或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谓之帝。”
祈谷、雩祀。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谷，孟夏大雩，皆于圜丘或别立坛。季秋大飨明堂。惟冬至之郊，则三岁一举，合祭天地焉。开宝中，太祖幸西京，以四月有事南郊，躬行大雩之礼。淳化、至道，太宗亦以正月躬行祈谷之祀，悉如圜丘之礼。
景德三年，龙图阁待制陈彭年言：“伏睹画日，来年正月三日上辛祈谷，至十日始立春。按《月令》，正月元日注为祈谷，郊祀昊天上帝。《春秋传》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盖春气初至，农事方兴，郊祀昊天，以祈嘉谷，当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后。自晋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择立春之先后。齐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议欲迁日，王俭曰：‘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并立春前郊。’遂不迁日。吴操之云：‘应在立春前。’然则左氏所记，乃三代彝章；王俭所言，乃后世变礼。来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谷，斯则袭王俭之末议，违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后上辛行祈谷礼。”因诏有司详定诸祠祭祀。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于南郊。’《注》云：‘为祀赤帝于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传》曰：龙见而雩。’龙星谓角、亢也，立夏后，昏见于东方。按《五礼精义》云：‘自周以来，岁星差度，今之龙见或在五月，以祈甘雨，于时已晚，但四月上旬卜日。’今则惟用改朔，不待得节，祭于立夏之前，殊违旧礼之意。苟或龙见于仲夏，雩祀于季春，相去辽阔，于礼未周。欲请并于立夏后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则待改朔。”
天禧元年十二月，礼仪院言：“准画日，来年正月十七日祈谷，前二日奏告太祖室，缘岁以正月十五日朝拜玉清昭应宫，景德四年以前，祈谷止用上辛，其后用立春后辛日，盖当时未有朝拜宫观礼。王俭启云：‘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又宋孝武朝有司奏‘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后辛’，或正月上辛，事有相妨，并许互用，在于礼典，固亦无嫌。”
初，祈谷、大雩，皆亲祀上帝。由熙宁迄靖康，惟有司摄事而已。元丰中，礼官言：“庆历大雩宗祀之仪，皆用犊、羊、豕各一，唯祈谷均祀昊天上帝止用犊一。请依雩祀、大享明堂牲牢仪，用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