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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首都北京，见到毛主席，自是每一个参加大串联的学生的最大愿望，实现了这一个夙愿以后，一切都变得平淡许多。我是想随便到上海玩，却误在浦口下了车，于是就有了我与南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住了几天，不记得了；去过那些地方，大多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南京街头那绿荫如盖的街道树，典型的江南生活，还有雨花台烈士陵园。之后，我就和其他人一道被塞进一艘用拖轮拖着的两艘货驳的冰冷的货舱里，慢吞吞的，冒着黑烟，顺江而上，走了好几天，一直到武汉。
第二次来是和当时厂里的陈师傅买舟去上海，假借出差之名，偷偷的从武汉登上了一艘快船，南京只是停了几个小时，我们两个人靠在船舷上，抽着烟，悠闲的望着南京港的码头上忙忙碌碌的工人，还有在我们身边挤来挤去的乘客，那是一个阴天，江面上雾气很浓，有一艘美国人援助国民党，最后到了共产党手了的登陆艇笨重的驶过。
第三次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或者是九十年代初，我们一家三口从武汉买舟东下，就到了南京。我们住在离南京港不远的一家旅馆里，那是一栋庄严的，却也陈旧了的大楼里的旅馆，高高的，透过窗棂能看见对面人家美丽的窗帘，窗外晾晒的衣物以及在屋里走动的人影，还能俯视楼下街道上无声驶过的车辆。
从我们住的旅馆出来，经过几个路口，就可以看见一个街心广场上耸立着的一尊塑像，犹如一艘乘风破浪前进的帆船。这是渡江胜利纪念碑。每每乘车经过这里，总能想起主席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能想起“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丽场面。我突然想起曹雪芹，《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石头城，于是就兴致勃勃的沿着江边寻觅了好久，一无所获，也问过不少南京人，依然是一无所获。
我们还是先去的雨花台，这里是全国闻名的烈士陵园，青松翠柏，曲径通幽，有号称全国最大的烈士雕塑群像，高耸入云的的纪念碑，装严肃穆的陈列馆，这么些年过去，换了人间，只是恽代英，邓中夏等人留下的豪言壮语仍然叫人肃然起敬。妻儿感兴趣的是那些混杂在泥土里的雨花石，已经比我印象中稀少多了，路边有人摆摊叫卖，妻儿却持意要自己捡，买了一个铁盒装的薄荷糖，糖吃完了，雨花石放进去了。
我们去过中山陵，乘车从市区出发，一路绿荫如盖，梧桐高耸，加之是早上，有些微微晨风，很舒服的。走过孙中山手书的“博爱”牌坊，穿神道，到“天下为公”的陵门，碑亭里“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的石碑上金字闪闪发光，，登上石级，就是孙中山的坟墓了，祭室为立像，墓室为卧像，尸体今在否，谁也不知道。但蒋介石为自己选定墓址的“正气亭”游人不断，想想这个门徒也够孝顺的，邓小平之流连面子都不要了，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正是如此。
我们在秦淮河边流连忘返，还是先进的夫子庙，孔庙，学宫，贡院到处都是虔诚的进香者，我们也不能脱俗，向孔夫子祈祷保佑我们的儿子学业进步，高中榜首。儿子却对人潮涌动的店铺很感兴趣，钻进钻出，累人的很，就随便把他拉进一个快餐店里，胡乱点了些沙拉，俄罗斯甜汤，还有意大利通心粉，目的还是歇歇脚。等到再回到秦淮河畔，望着对岸高大粉壁上的“秦淮人家”，迈过文德桥，走不多远就是乌衣巷。板壁房，条石路面，悠闲的人群，妻子不感兴趣，儿子年龄还小，只有我在拼命的回想刘禹锡那首脍炙人口的名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为中华门里瓮城中的藏兵洞的巨大规模而惊讶不已，登上城墙，野草萋萋，视野开阔，还有彩旗飘飘；我们在长江路上的“总统府”转来转去，这里先是太平天国天王府，池塘的石舫据说是洪秀全经常逗留的地方，后来是国民政府的总统府，孙中山，蒋介石的声音曾在这里回响；我们从鼓楼边擦身而过，在新街口仰望没什么特色的，高高的金陵饭店；我们从玄武门进入玄武湖公园，逛了逛樱州和梁州，感觉除了一些土丘上竖立的树丛，就是一个大游艺场。乘快艇在湖中疾驶，船头浪花四溅，船尾一道白花花的水纹；出来就是南京火车站，乘车过中央门立交桥，就到了江边。
我们没去莫愁湖，因为行程匆匆，我们也没去南京长江大桥，因为当我们乘船到上海去的时候，轮船在夕阳的映照下，正庄严而幸福的穿过大桥的桥墩，而儿子也正津津有味的啃着南京的盐水鸭……
六六大顺 3．十里洋场大上海
有幸找到一张当年长航客运南京港的时刻价位表。表上显示，南京港18点15分开船，第二天清晨6点10分到南通，中午12点到上海，四等舱船票票价是8。30元。
中国人把长江上游称作金沙江，然后是川江，荆江，一致认为过了九江就是扬子江了。我却认为只有过了南京才能真正称作是扬子江。江面变得宽阔，宽阔到两岸的岸线都显得飘渺起来；江水变得浩瀚，浪花一直撞击着船身。宜昌那刚刚冲出西陵峡的狭窄江面与这里相比，才懂得什么叫小巫见大巫。远远望去，岸畔有摇曳的芦苇，似乎还有成片的柳林，一艘喷着浓烟的拖轮从我们船边吃力的驶过，后面拖着长长的、数量惊人的货驳，船尾飘着国旗，重载的船舷几乎快和粼粼金波的江面零距离接触。
我到过两次上海，第一次是假借出差之名与竹器厂的浙江来的篾匠陈师傅一起去的。那年风传上海流行甲肝，闹得人心惶惶，也是我们有些忐忑不安，在武汉市还犹豫过，最后还是好奇战胜了恐惧，我们还是悄悄地登上一艘从武汉开往上海的快班轮。那是一个春天吧，我们还穿着黑呢中山服，江风凛冽，站在船舷还颇有些凉意，茫然的望着南通港在晨曦里消失在船后，就躲进船舱睡觉，抽烟，谈闲话，还有看书。
第二次是与妻儿一道从南京乘船东去。初夏的船上还显得不那么热，早上稍带凉意的江风毫无顾虑的在甲板上横冲直撞。是儿子首先发现江边出现了大片大片的工厂企业，我们就涌到船舷，高高的烟囱，呆板的厂房，蜿蜒起伏的管道，还有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煤气柜，那就是邓小平从日本引进，也是他所谓改革开放的力作之一的宝钢。随后我们就看见了吴淞口的水位钟，客轮掉头进入了黄浦江。江面变得狭窄了，岸边挤满了各种船只，也有小型军舰，灰色的，扫雷舰，炮艇，驱逐舰，岸畔的码头上有不少陈旧而结实的高大库房，在我们的视线里缓缓移动，这就是我们第一印象的上海。
我们是在十六铺客运总站上岸的。拥挤的，嘈杂的，大多数人操着我们一窍不通的语言的上海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和小陈住在外咸瓜街的一间破烂的旅社里。潮湿的房里塞满了人，高低床，上下铺，天南海北的人晚上回到这里蒙头就睡，第二天早上又各奔东西，乱哄哄，脏兮兮的。第二次是和妻儿一起沿街找到的，在小东门附近。旅馆不大，很安静，我们住在二楼，木板壁，擦得很干净的楼梯，房间收拾得很整洁。有一天，女服务员好奇地问我们是不是四川人，妻子回答是宜昌人。见这位中年服务员不知所以的模样，我提醒了一句：“葛洲坝，在我们那里。”她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连连点头：“葛洲坝，我知道，我知道。”
上海有两个地方是所有的来客肯定得去的地方。一个是豫园，其实豫园早就和园外的城隍庙连为一体了。城隍庙处在周围一片商场店铺的重重包围之中，显得很寒酸，很落伍，真正吸引人的是那些书场，鸟市，茶楼和热气腾腾的南翔包子。很费力的在嘴里嚼着城隍庙奶油五香豆，走过九曲亭就进入了豫园，在上海的园林建筑里面，豫园的名气最大，但在我等外行人眼里，所谓“小刀会起义指挥部”的点春堂，庄严凝重的三穗堂也不过如此，但那座引人关注的“玉玲珑”假山石却以“皱，瘦，透”独居一绝，不得不看。
到了上海不到南京路是不可能的，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最大也是最发达的制造中心，用赏心悦目的设计和琳琅满目的产品构成了中华第一大卖场，也构成了赫赫有名的十里洋场，但只有你不厌其烦，不知疲倦的从静安公园一次次穿过人群，一直走到江滩的和平饭店，才能真正领略到这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