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刚开始，他们只知道不是同济医院，元宵节前一天，陈主任才说明是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那不就是我所熟悉的原武汉军区总医院吗？于是我大为推崇，十分看好。在我的心目里，武汉军区总医院无意是中南地区一所最好的医疗场所。四十多年前，这家医院曾经成功的挽救过我的生命，二十多年前，又成功地用冷冻术治好了我儿子额头上的血管瘤。我对这所医院始终存在着感恩戴德的心理，始终存在着温暖圣洁的回忆。如今这个男人也要到那里去了，虽然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但我还是坚定地相信，武汉军区总医院一定能够用伽玛刀治好他的病。
我不喜欢陈明权，一则是他长得十分凶残，相貌很横蛮，冷冰冰的眼睛，透露出警戒的眼神，狮子鼻，招风耳，一张有棱角的嘴总是惦记着吃饭，由于动过脑部手术，手术前花20元钱剃过一个光头，一个月过去，已经长成板寸了，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虽然我们距离不过咫尺之间，我却始终没有听清过他的一句话。
刚入院的时候，我曾认为病魔使他已经丧失了自理能力，但很快的，我就观察到他实际上依然活动自如，然而，他却十分愉快地接受他妻子的喂饭，乐意支配他的哥哥，要求他哥哥给他端屎端尿，十分坦然地在一个王老吉的饮料罐里把尿拉得声音很响。我发现他最喜欢他女人给他擦身，惬意的，舒服的，全身**的暴露在众人面前。令人惊讶的是他还主动地提出要求，擦洗他的生殖器，硕大的，隆起的，黑色的，包皮的，看上去丑陋极了。临去武汉的前两天，他在自己的女人和哥哥的搀扶下，走到卫生间解了大便。一个勤杂女工碰巧目睹了这一切，惊奇的叫道：“他解了好大一摊。”全病室笑成一团，空气里一片臭烘烘的，能走动的人都跑到外面去躲躲。这更证实了我开始的判断，他只是喜欢让人伺候，也乐意看见他人为着自己忙得焦头烂额。
我不喜欢陈明权，还在于他那种近乎病态，贪得无厌的本性。我真佩服他对食物的爱好，他的第一爱好就是吃。他的妻子几乎从早到晚都在病床旁边用一个小电饭煲给他煮东西吃。米饭，汤团，面条，白菜，萝卜，腊肉，其中还不包括他哥哥在外面给他买来的包面，馒头，面皮，饺子，等等，等等。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腊肉浓郁的怪味，作为讨厌腊肉的我来说，在这十五天的住院过程中，最大的痛苦不是来自肉体，而是那一股股，几乎连绵不断，令人作呕的怪味。
这个男人的确能吃，每顿两大碗，每天要吃四顿，食欲好得惊人，不论是白菜，萝卜，还是牛肉，香肠，统统都是“三光政策”。他恶狠狠的骂他的老婆：“把那些腊肉，香肠煮给老子吃。”他还向儿子要瓜子吃，儿子把恰恰香瓜子抓一把放在他的手上，他磕得飞快，就那么躺着，随口乱吐，被窝里，床单上，嘴巴边，瓜子壳狼藉一片。他向他哥哥要烟抽，我好意制止，他却咕噜着骂道：“管你屁事。”
我不喜欢陈明权，还在于他对至爱亲朋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冷酷。逢年过节，回老家看年迈的老母亲，居然心安理得的“什么东西都不买”，他哥哥这样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把家搬到女方的地方。两口子在宜昌打拼，却把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寄养在乡下的女方的姐姐家，如果是儿子呢，相信定会是另一种待遇了。
从他们全家的言语里听不清陈明权在宜昌是否发了财，只知道他租住在西陵一路上段403厂附近，给三峡大学做工程。这次患病，已经花去两万多元，陈主任告诉他们，到武汉做伽玛刀，还得一万多。我有些苦笑了，医生说得何等轻巧，手术费用实际上是小头，接踵而来的住院费，药费，诊疗费才使大头呢。
我出院的那天早上，他就乘车到武汉求医去了，病室里少了一个热闹点，加上我下午也要出院，贾老师有些伤感，感叹他还要在这个病室呆下去，我夸张地说：“下个星期小贾也要回家了，。”这才使他稍稍宽心。那天，贾老师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他说50床不吉利，前一个是个脑部肿瘤患者，临上手术台前，整整吃了一夜的东西，“就像知道去死似的，”贾老师叹息道。那个人果然没有走下手术台。天知道这个来自五峰大山深处的老师是否有所指的。反正他说今天晚上就睡我这张床，他指着空着的，已经被勤杂女工收拾得干干净净的50床说：“这床死过人，不吉利。”
陈明权的哥哥在得知他患病的消息后，连夜乘水翼船＇他说是“快艇”＇赶到宜昌，带了一千块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苦笑着说道。他总会满足他弟弟的要求，一碗包面，些许牛肉，还有吃的零食。他自己每天要抽一包多烟，抽的是那种便宜的，两块五一包的＇红金龙＇。
病室里的人都叫他“老大”。为了弟弟，星夜救驰，兢兢业业的服侍弟弟一月之久。面对弟弟的百般刁难，忍受弟媳的冷嘲热讽，依然任劳任怨，始终如一，在当今这个社会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行动始终感动着我，扪心自问，我不如他，我的至爱亲朋也不如他。就如同洪战辉带着妹妹上大学那样，老大的事迹也是足以感动中国的。我起初想向《楚天都市报》的《宜昌新闻》提供线索，却被他的弟媳的态度吓住了，之后不了了之。但我确信，老大那可贵而朴实的行为，憨厚而诙谐的面容却是我这一辈子永难忘怀的。
老大已经四十多岁了，长脸，眼睛里总带着慈祥的笑意，喜欢和别人交谈，他说是“摆龙门阵。”他比他弟弟瘦多了，除了坐在弟弟床前，给他梳头，挠痒，端屎端尿，倒茶喂饭以外，不论谁有难处，只要一声“老大”，他就会满面笑容的出现，和其他亲友一起喊一二三把病人抬上推车去检查，去手术，去做高压舱。
与老大相处久了，会发现这个至今尚未婚配的男人事实上有些木讷，说话总是前言不搭后语。他跟着别人做工程，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地方有二。一个是郑州，“火车站大得很，”他满脸都是崇拜；第二个是武汉，“下车以后下雨，路又远，把我们走惨了，身上淋得湿透，”他在沮丧的摇头。老大告诉我，他现在带着母亲，两个人只有一亩多地，种地还要向别人借牛，“还要割牛草，”他有些失落。家乡有人打电话下来找他，他大声的对着电话吼叫：“买三百斤。”老大给我们解释：“化肥还是要买的。”
老大对弟弟很有些不满，私下里，他告诉我们，他跟着弟弟干活，每天只给37元，弟媳的娘家人却每天给47元，“亲兄弟都不照顾，”他很是不解。他说他现在已经不在外面打工了，“说起来搞了好多钱，结果是空的。”老大这样说：“家里还是有蛮多事可以做的，收入不一定就比外面差。”我倒希望他能继续走出去，趁着现在还有力气，至少能挣点现钱，手头活络些，也好找到一个老婆。
老大一直是单身，加之一直在外打工，对于个人卫生不是很在意。接到弟弟病重的消息后，匆匆从老家赶到宜昌，连换洗衣服都没带一件。那天我和老大闲聊，建议他去理个发，刮刮胡子。自称学过理发，又认得理发师傅的46床的小男孩的父亲就自报奋勇的领着他去了。过了好半天，老大回来了，焕然一新，乱蓬蓬的杂毛被修剪成齐整的板寸，下巴和嘴边的胡子也被刮得干干净净，显得容光焕发。大家都在赞叹老大似乎变了一个人，年轻了十几岁，老大却羞涩的笑着，有些不满意地说：“我也没谈价钱，剃完后他要了我五块钱。”的确是有点贵，但大家马上又笑起来，因为贾老师这样解释：“你两个月不理发，别人费劲些，当然要收贵点。”老大也同意这样的怪论，憨憨的笑了。
有着洁癖的妻子发现老大身上有股怪味，她悄悄地告诉了我。在和老大的闲聊时，我有意无意地把话题转到他弟弟即将到武汉治病上去。我婉转地说：“这次和你弟弟到武汉去，可是到大城市去了。得注意形象，有空的时候，好好洗个澡。”老大奇怪的望着我，辩解道：“我每天都洗了澡的。”我提醒他：“把两件毛衣分别脱下来，叫你弟媳帮你洗一下。一天洗一件，放在烘房里，第二天就干了。”
老大采纳了我的建议，乐呵呵的开始洗淋浴澡，把毛衣换下来。只是换下来的衣服弟媳根本不予帮忙，最终还是老大自己洒上洗衣粉，笨拙的自己洗干净的。到他弟弟转院到武汉，广州军区总医院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