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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被抛弃以后被练家收养的，奇怪的是长大后居然还能找到原来的父母，还能与自己的亲兄弟握手言欢，就有些像是童话里的故事了。他的养父我们叫他练伯伯，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大大的嗓门，英俊的模样，完全不像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理发师，而像是一个威严的政府官员，他的养母我们叫她张妈，当时在解放路与学院街拐角处的一间小小的理发店当炊事员，风风火火，对人真诚。
儿子很小的时候寄养在解放路口的舒婆婆家，因为我的妻子当时就在解放路口的粮店上班，每天还得喂几次奶。腿脚不方便的舒婆婆经常把我儿子装在一个高高的大桶里放在街边晒太阳，也就在张妈工作的理发店的隔壁，一脸笑容的张妈经常就偷偷溜过去抱他。儿子很快就认识了这位花白头发的矮小婆婆，一见张妈到来，就咿咿呀呀的叫唤着，张开双臂，摇晃着小手，高兴极了。张妈总说我是她的又一个儿子，后来又说我的妻子是她的女儿，对我的感情自然就与众不同了。
我与练兄一直保持着极好的友谊和密切的联系，不论是他刚开始参加工作，在已经不存在的划驳大队趸船上当会计，还是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到华中工学院就读；不论他是在当时的电子中专去当老师，还是把自己的小家搬到当时偏僻的绿萝路上去住，我们都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密切联系。当然，后来的交往主要是因为我俩都是股民，都想在股海里进行博弈，而在实践中，我们都是失败者，区别只是损失的大小罢了。
我很喜欢看着练兄洗碗。先是在水里放上洗洁精，逐个洗清，然后再换盆清水，逐个清干净，最后用干抹布逐个擦去水迹，很耐心，很仔细，也很敬业。
天命五十 23．文人东明
我总怀疑东明是某个朝代的某个著名的文人骚客错误的降临到如今这个闹哄哄、乱纷纷的动荡年代的。一手毛笔字写得飘逸潇洒，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出文人骚客的优雅，为人爱憎分明，对朋友火一般的热情，谈吐之间，给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昂扬正气，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豪爽与**。
他是随着幼孩进入我们这个朋友圈子的，同时还有一些属于三中的学生也随之来来往往，如花言巧语的其建、一脸微笑的蔡红等，不过随着上山下乡，随着我与幼孩关系的疏远，不少人都随之远去了，只有东明留了下来，而且随着我们之间交往的深入，随着彼此之间的了解的增多，随着被说的很多次的肝胆相照，我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厚，交往越来越频繁，友谊也真的地久天长了。
他家那时就住在新街靠西陵一路的巷口不远的一排僻静的平房里，一个旧时的小院，粉墙红瓦，咿咿呀呀的门窗，地面没有很好的硬化，有些高低不平，门前有一块空地，晴天的时候，太阳从窄小的空间洒下来，照着我们年轻而红润的面颊。那时，因为距离近，我经常出入他家，吃过他家的饭，尝过他家的那种裹着鸡蛋，油炸的糍粑。他父亲就有着文人的气质，家里有一些唐诗宋词的藏本，还有一些古典文学，主要是《牡丹亭》，《西厢记》，还有《雷雨》，《杨乃武与小白菜》之类的剧本。我还曾借过他家的一本胡云翼编纂的《宋词选》，好好的抄了一大本，那本抄本现在还保存着，可见当时珍贵得不得了，由此也慢慢喜欢上了“人比黄花瘦”的诗情画意。
东明下乡回城以后就踏上工作岗位了，我们一帮狐朋狗友曾经结伴到过他供职的肉联厂去玩过，站在臭烘烘的圈栏旁，欣赏他宰羊的技术。不过望着他杀气腾腾的气势、有些笨拙的动作，总感觉有些滑稽，有些不可思议的感觉。后来，他终于走进了办公室，放下了手上的屠刀。在肉联厂面临衰败的关头，他又理智的转到了油脂公司，再次东山再起，只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
在我的印象中，他后来一直在忙忙碌碌的出差，天南海北的讨债，也在不停的搬家，从新街搬到西陵一路，再就是酱品厂宿舍，再就是油脂公司的宿舍，结婚，离婚：工作，下岗，运气一直不太好。我们深谈似乎不太多，都是和朋友一起集体活动。各自成家立业以后，相住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交往也就变少多了。不过，我永远欣赏他身上那与生俱来的文人骚客的气质。
天命五十 24．郭会计
一九七一年，我参加了工作。是母亲去找的时任东方红公社的韦书记，那时，韦书记与时任市妇联主任的母亲，还有商业局的王局长并称这座城市的三个女强人。母亲的理由是“找个地方见见世面，锻炼锻炼，能干什么就干什么。”韦书记就安排我进入了竹器厂，担任政治宣传员。除了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训练课和理论辅导班以外，就是时不时的给公社的广播站写稿件，时不时的办一期专栏，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每天下午下班以后，或者晚上七点，就在那间用摇摇欲坠的天井改成的竹器车间，也许是到处沾满面粉的制面车间的小仓库里，给那些大字不识的工人师傅（大多数是些中年男人和他们的女人）读报，讲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毛主席经常发表的最新指示传达给他们，还教他们唱毛主席倡导的《国际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组织我们厂不多的一些年轻人（大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招工进厂的）唱当时风靡一时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肖华的《长征组歌》，好参加公社的文艺调演。
竹器厂就在历史悠久、并不宽敞的新街的中段，进门是一排平房，依次是办公室，门房，大仓库，左边是竹器车间，一栋很大、很老的建筑，中间还有一个破旧的天井，右边是制面车间，一台很陈旧的制面机，是粮食局加工厂退役的，产量不大，周边的饮食店要碱水面，居民要清水面，需求倒很大，一天两班，轰轰烈烈的，还自备了发电机。向右转，有一间破烂的食堂，烧的燃料就是篾黄和竹子的边角废料，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竹器小作坊，一个猪圈，一个浸泡竹子的水池，长满了跟斗虫，当时我家里养了一些金鱼，就经常到这里来捞饲料。
后来在食堂的对面，还建了一排很简单的两层楼，只不过那已经是竹器厂的末日来临前的最后辉煌了。穿过制面车间，走过一个空坝，后面有一个高高的仓库，以前是用来堆竹子的，楠竹，桂竹，山竹，水竹，每到冬天，这里就堆得满满当当。再向后走，有一座平房，那是制面车间新建的，是打算作干燥面条的炕房的，可惜，电用不起，煤耗费太大，一天都没用过，就一直将那些面条晾晒在空空的场坝上。最后面，是一个干枯的水池，青石砌成，四四方方，我厂用围墙将其围在了自己的范围之内，曾经做过堆放竹器的仓库，也有过雄心壮志，当然知道这是一处著名的古迹…——墨池书院，计划就不了了之了，只是不曾想过若干年以后，修复这里的古迹的呼声竟会如此强烈。
办公室里有两排办公桌。五张办公桌，靠墙的一边是出纳，家新，阎姐都干过；对面是郭书记的桌子；靠窗的一边是瘦削的郭会计，对面是我，侧面是精明的王厂长。郭会计是原国民党的一名小官吏，解放后曾经在民政部门工作过，打成右派以后被贬到这里劳动改造，先是在竹器车间编包装篓，后来提升到办公室当会计，竹器厂的前后几个领导私下都说他是我们公社里会计水平最高的一个。
郭会计写得一手好字，我后来办墙报就是请他写的标题；他的算盘打得啪啪响，做账的水平一流，公社系统内的不少工厂常因为账目难题而请他去破解，也就有了不小的名气，就和当时在鞋厂工作的祝会计成了绝代双雄，我就是从他那里学会做流水账，学会成本核算，学会收支平衡的。
我刚进厂的时候，由于我的革命干部家庭的背景，也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郭会计在我面前显得很拘束，说话轻声细语，办事小心翼翼，后来混熟了就随便多了，开始谈论工作，谈论家事，也谈论国事，不过都是国际上的事罢了，对于共产党的事，避而远之，他会对我谈旧上海的一些影片，旧中国的一些历史，也会请我到他的家里做客。他的老婆没有给他生儿育女，抱养了一个瘦小的女孩，心疼得了不得。郭会计身体不好，总是咳嗽，吐很浓的痰，却总是抽两毛钱一包的《圆球》，我还过去的总是《红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