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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严格言之，斯大林之所经营，还是承袭上述7年的战时体制。否则今日70年后的改组开放就无法自圆其说。
列宁于1921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共产代表大会宣布“新经济政策”（NEP），此时距二月革命正好4周年。他称这制度为“国家资本主义”（NationalCapitalism）。新的经济政策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Warmunism），将农业生产和小规模工业生产交由私人经营。大规模工业、运输事业及对外贸易，仍由国家掌握。他又在1922年年底第二次中风前教导共产党员，去“学习贸易”。他说：“我们在集体农场上做了很多愚蠢的事，集体农场不是今日之决策。”
列宁去世之前，留下遗言，指斥斯大林为人粗暴，集权于一身，应当迫使去职。这些证据可以明了日后斯大林之种种政策都与列宁之旨意相违。
其实列宁一生之行止，只表示斯大林是他最合适的继承人。据称列宁曾说：“他（斯大林）抄袭了我的毛病。”举凡斯大林日后所作所为，如特务政治，残杀政治犯，和敌人打交道，“民主集中”式的独裁，都有列宁之先例在前。列宁早已讲明，他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为进入共产主义前之一个“转变阶段”，需要“很多年”、“很长久”，可是始终没有标明确切时间。况且他又鼓吹“社会主义不复为一个遥远时间的问题”。那么资产阶级的革命既能在八个月内完成其在历史上的任务（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间的八个月。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有时将历史的发展作“望远镜的缩短”），则一个转变阶段经过七年（1921至1927）也不能算。是过短了。斯大林在列宁去世之后，即于1924年放弃国际共产的重点，提倡“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实现”，表面上似乎与列宁的思想相反。可是专家细读列宁的文件，则觉得这种趋向，列宁早已有之，斯大林不过在局势明朗后，确切的付诸实施而已。
还有一个在以上理论之间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则是苏共因内战才能决定它本身的模型与尺度。这也非列宁或斯大林等人可以预见的。一位哈佛大学的专家曾说：
我们已经看出布尔什维克因为夺取政权及保持政权，让他们的民主原则和一般的顾忌逐渐消失。在现下三年和内外强敌作战之余，这种发展不仅持续，而且只有增强，更扩张到政治之外，及于社会生活之任何部门。那被包围的心理状态，那种“不和我们合伙就是和我们作对”的情绪，成为了共产主义的精神状态。
尚不止此。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共有24000人，至1922年内战结束后驻留于共产党内的只有此中半数，至1927年斯大林停止新经济政策，组织集体农场之前夕，据称只有8000人。而共产党在内战后期1919至1921年间，党员数目即由30万增至70万，其中大多数为红军军人。至1928年初，党员数目已逾130万。可见得在革命的过程中，其上级所操纵的机构业已变质。当初一个反战、反侵略、带国际性格、具有优秀分子之气魄和理想主义的集团，至此已和以上所述条件完全相左。
前已提及，迄至十月革命成功，列宁等所控制的不过是官街公署、交通通信机构。新政府之权力，还是要经过内战，才有效地下达于各村镇。只有争取粮食、抽派兵丁，乡村的人口才切实地感觉到苏维埃政权力量之所在。“军队之成功，通常倚靠于他们进出于出产食品丰富之边区时，自身之作为。”恐怖政策无疑的使人们对苏维埃印象更为深刻。1919年苏维埃政府设立了7500个集中营，另有21700所监狱。经过内战，各地方下层苏维埃的权力，由集议政体的单位移到行政单位，而且渐与上层的机构结成一个行政网，失去过去独立自主的性格，这种发展务必要和十月革命时全部纪律消散的情形比较，才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在松紧政策中制造日后苏联体制的经过。哥萨克区域及其享有特权的事实，已历几个世纪，经过内战，终告解散取消。内战期间，苏维埃政府所处的心腹地带，也正是“大俄罗斯”（GreatRussia）所辖区域。主要的会战既有下落，其他边区远处少数民族的地区就等于瓜熟蒂落，所谓自决，也只不过是口头禅，实际上中央的威力迅速向外辐射，红军成为各地组织苏维埃的主宰。
总之，共产党之编成与发韧与军事行动相始终。它继续了沙皇统治下的军事传统，也掌握了中枢的地盘。三年之内党员也曾遭到无数险阻艰辛，他们各人的事业成功也无不与内战有关，因此算是与列宁的革命哲学吻合，因为彼此都沉潜于军事思想与军事纪律之间。
反面而言，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供奉的一种“主义”。它没有预定的计划，只不过是仓皇应付非常状态的各种措施。它如果有任何中心思想，也不过是起于动员时的群众心理，由痛恨资本家，推广至于前后左右的富人，它的方针则是由国家主持所有生产，并由中枢分配。因此大至工厂、矿场，小至房舍、金银、首饰、器皿，无不可以征收。“自制造火车头至开公众浴室”、“自供应面包至蘑菇”，企图全部由国家主持。积习既久，则索性由武装部队进入村庄，挨户搜索，除了农家本身食用之外，多余粮食一概拿走，并且主张停用货币。
战时共产主义引起生产剧烈降低及停顿和经济脱节，不足为奇。这时候大城市的人口减少1／3，工人的生产率只有欧战爆发前的1／4。农业生产也降低约40％。而奇迹是，在各种饥寒交迫情形下，苏维埃政府尚能供应红军，并且使之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由国家所征集的烟草，全部交与红军，大批肉食也是如此。在最后两年内，每年由政府分发红军靴鞋，约500万双，而只有200万双给约7600万人民。由内战引导出来的军需问题固然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即在战时已经由共产党发动对本身的各种整肃，可是共产党铁石心肠的纪律仍是不可抹杀，即批评者也不加以否认。
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觉得以之作背景，不难用以解释日后苏联之体制。自帝俄1914年参加欧战，全部发展都是空前的特殊。这当中只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既然如是，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跟着苏维埃的理论家把以上情形削足适履的解释来与马克思的一般原则符合。并且从一个政治学家的眼光来看，即辩论实况与马克思的理论不相衔接也是多余。因为我们可以完全放弃两者之间的理论，另从17世纪霍布斯的学说和20世纪凯恩斯（LordJohnMaynardKeynes）的学说，更容易将苏联的问题解释为一个数学上的问题。
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可谓将沙皇体制彻底推翻。如果此时这国家还没有进入一个“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阶段，事实上也相去不远。当克朗士德特水兵向彼得格勒的市民开火，大城市里面包供应不及的时候，已经象征法制完全解散，除旧布新，一切都待重来。根据霍布斯的观察，在这关头亟要推举一个“国家最高主权”，列宁所谓“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也就符合所说的宗旨。
我们务必看清楚：霍布斯书中很多辞语都以集体性（collec…tive）和象征式（figurative）的方法着笔。他的国家最高主权人（sovereign）可为一人，也可以为很多人，或是一个团体。他所谓推举，也不必由公民投票的方式选出，国家最高主权人亦可由武力征服上台。而且推举这最高主权人的用场，不外使人民很多的意见“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凝结为单一的意向”。
列宁所揭橥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当然占俄国人口之绝大多数。但是他们的意向不容易征集。俄国民智未开，人民浑浑噩噩。农民以分得地主的几亩田为满足。即是工厂里的工人，如果让他们各行所是，他们也未必衷心于工会运动，只要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即已达到目的，不会在制度上要求改革。所以只有共产党员，眼光远大，又不计较本身利害，才能成为革命的先锋，不致陷革命于沼泽（列宁实际使用marsh这个字）。本来中国古代的政治家觉得治下人民只顾目下利害，无长远打算，已经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也有同样的优越感。这种情况也有似卢梭（Rousseau）所说，社会必有其“共同意志”（generalwill）。共同意志并不是各人私人意向之总和，它有集体性，也有高度的道德价值，所以又必待贤哲如卢梭者才能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