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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确切的规律而踌躇，其上级之处境也大概类是。以上简单所述，因着螺旋式发
展，成为中国农村史内纷见沓至的老题目。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当之处：
也就是所有的官僚与平民都确实遵守纪律。
后汉因“中兴”而起，也就不容易对付这类问题。其契机已成，在维持现状和
不事更革的状态之下，又加以当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满足，那
么整个朝廷也无从廓然更张向某一方向迈进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汉帝国因为王
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动，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才得以复元。可是财富继续集中于私人的
手中，且除了放债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处，至此只有打扰乡村间的安宁。地方
政府原来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而短于经理上的能力，如此一来更不知如何措
手了。
儒术成了做官的阶梯
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
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以知识为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提倡。公元2世
纪张衡提出一种高妙的想法，称天为鸡卵，地似卵黄。他在132年监制的地震仪，据
说圆径8尺，今日则只有后人挑出的一纸图解作为见证。与他大致同时代的王充不断
的指出，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位思想家都缺乏后起者继承他们的
学说，其著书也不传。反之，公元175年政府在太学之前树立石碑，上镌六经文句，
据说每日来临摹经文的学者聚车千辆。
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始自武帝。其所谓“察举”和“征辟”乃是一种强迫的
推荐制度。起先所举者谓之“贤良方正之士”。公元前134年又令每一郡国举“孝廉”
一人。在后汉这制度推行稳定之时，大概每20万人口举孝廉一人。这样的“选举”，
无从全部公正无私。被举者又非如代议政治下的议员那样参与议事，却各授官职。
其影响所及只有使被举而得官者终生与举者、辟者保持恩泽的关系，而将公事视为
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的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
的影响。城里多数的太学生造成舆论的标准，只是他们专注于个人道德，经常感情
用事，只能使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机缘更无从展开。
以上种种因素终于在朝代的末期造成无可挽救的局面。经常每项争端总是起源
于乡间，而终至惊动国都。当地方官有心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
本地富绅作主，后者又与朝官勾连，有时尚倚恃宫中宦官作后台。郡守县令不得不
强制执行。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审讯，仓促的执法．即判人死罪，对方也予以报复。
这一来两方都走极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们家属受害的程度与家强之被惩同样深刻。
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处原本只能于现代社会发生，但在当日的
中国却已发生。成千上万的学生游街示威，向洛阳的政府请愿。大规模的拘捕被执
行；黑名单也编成。数以百计的政治犯死于监狱，其中不少人的详情从未公开交代。
宦官与名士的对决
在最后的一段冲突中，所谓党锢之祸，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有为
太学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与恶势力之斗争。虽说以短视界看来，
这种说法不算不正确，在长久的局面里则这样的结论却使背景混淆不清。无疑的，
汉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问题乃是地方政府之权力日渐凌夷。当日之边疆完整无缺，
及至局势不可收拾时，朝中无政策上之争执。都城内之分裂是由于宦官受到乡村中
新兴地主的支持，而为旧有士绅排斥，其实两方与官僚皆穿通一气。公元135年的诏
令，让宦官之义子继承他们的头衔与家产，因此牵涉到各郡县之地产，只有使问题
更为复杂。指责宦官上下其手，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要说倘非如此原来已有合理
合法的安排则与事实不符。如果当初确有有效处理办法，则违法之处必已处理要当，
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不致日后惊动朝廷。事实上，号称公正严明之名士，也置已获
赦免令的人犯于死刑；有些则惩罚对方，杀害其亲属与宾客。在这样无视于法律的
情况下，终于造成整个政体之瓦解。
公元189年两方之决战，宦官张让质问大将军问进：“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
忠清者为谁？”当时何进与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张让之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不说，可是他这一句话却提出一段真理，仍不为当
时人所洞悉。法律与纪律不同，它是社会上之强制力。要是下层对之已然漠视，上
端也不会更为认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
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
汉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为奇。这朝代创始时循秦制而采取一种
三分政权的体制。丞相总揽百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大司马主军政。以后名号间虽
常更变（如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大司马为大将军大司马），其基本组织则不变。可
是公元2世纪末期，原来设官分职的观念已与事实上发生了很大的距离。监察的职责
已由一个次层的官僚称为“司隶校尉”者担承。此人具有现代国家内“反对党首领”
之形象。随着西汉之传统习惯，大将军一职，总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当，亦即是官
在外戚。再因着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将军大司马通声势，显赫到有废立权。后汉中叶
之后一连串地产生了好几个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婴儿皇帝，好像出于机遇，然则也是
由于居大将军职者从中摆布。宦官之弄权，有好几个原因。他们是宫内参与机密之
近臣，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要是皇帝未成年，则必为皇太后倚重。有好几个有
力量的宦官，树立了维护皇室的声名。他们也有权指挥京军，后者就算大将军大司
马也不一定能掌握摆布。
公元189年两方的主力冲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弃。当公元184年，称为“黄
巾贼”的农民造反威胁国都洛阳时，何进以太后的异母弟之身份晋封大将军；他讨
伐黄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日后他即与司隶校尉袁绍互通声气。他们密谋召
集一支边军入都诛除宦官。但是宦官张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先下手。张让之弟
张朔，过去在争执中为另一位司隶校尉李膺所诛，而他媳妇又是何太后之胞妹。他
矫传旨令诱何进入宫，当场将他谋杀。袁绍为何进报仇时，将皇宫焚毁，将可能拘
捕的宦官全部斩尽杀绝，也遇得张让投水自尽。
文士自卫成了武将
至此汉朝可说气数已尽。被召人京的边军来不及参加这次政变，到达之后也无
意维持秩序，其将领跋扈难以驾驭，其士兵目无纪律。很多官僚已知中枢的领导力
量无法挽回，乃纷纷回乡筑坞，组织私人的军队自卫。根据最初所谓“上天浩命”。
皇帝纵不能一手管制社会上利害不同的各阶层，有如地主与农民、旧有和新兴的士
绅阶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至少也要在他们发生争执时作有力量之仲裁。事实
上之发展则以皇室家庭内冲突作导火线，扩张了权力斗争，将所有有关的社会问题
一齐掀动。此后，汉代名存实亡，又苟延了30年。皇帝此时实为囚人，国都则被焚，
全帝国之臣民尚要目睹身受长期的内战，自此席卷乡野，不少的文臣，虽有些志与
愿违，也因时势变为武将。有些人士更在事前预料天下将乱。可是没有人能料想到
中国会因此失去其对称与平衡状况达300多年。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在历史上是一段有趣的插曲。这场战役并没有解决问题，
只是因为两方主将之背景使读者能独具慧眼的看出他们冲突之范围。进军来犯的乃
是袁绍，亦即以前企图一网打尽所有宦官的司隶校尉。在这关头他希望做由各地所
组成的地方部队的领袖。他的六代祖袁良曾以《易经》起家。袁良以他所学传授于
孙袁安。袁安因学术上的声名才干，从县令郡守一直官至司空（监察院长）、司徒
（文教部长）。从此之后袁家再无一代未曾做到朝廷里的高官，有所谓“四世三公”、
“门生故吏满天下”的称号，当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