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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非常的健康，完全彻底痊愈了，”雷杰提高了嗓门，打断了他的话，“你也能看得出来，她已完全康复了。没有什么病痛，没有什么不适，她现在是百分之百地没问题了。”
“我很抱歉，她并非如此。她的病情不久就会恶化，我别无选择，只能如实地告诉你。我告诉你后，希望你能委婉地告诉她，也许这样能减轻对她的打击。作为她的丈夫，你应当知道这事该如何处置。”
雷杰瞪着眼睛，盯着克莱因伯格好几秒钟。“博士，我不打算告诉她，不想搅乱她的安宁，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你。我一点也不相信你会比医学界最杰出的专家还高明。”
克莱因伯格耐着性子，竭力心平气和。“我不是到这里来和你讨论我的诊断的。我到这里来只是通知你，你妻子病得很厉害——还有，顺便告诉你，你对此完全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当务之急就是把她送往巴黎——或者伦敦，只要是你愿意——去接受最新、最先进的手术治疗。在巴黎我有一位同事，莫里斯·杜瓦尔博士，也是一位肿瘤专家，他在一种包括遗传工程在内的外科手术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我不清楚他是否打算用于人体。假如他愿意，那穆尔太太有缘份，很可能会因此恢复健康。晚饭前，我给杜瓦尔博士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插手此事。可是我被告知他现在不在巴黎，明天一大早他回来后就会给我回电话。手术后，穆尔太太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一线希望，”雷杰勃然大怒，但是竭力压低声音。“什么一线希望？难道你不知道我妻子在卢尔德已经奇迹般地痊愈了？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会受到热烈欢迎，称她是奇迹女人。如果给她动手术，她就和其他人一样了，变得微不足道了。一旦奇迹消失，她就完了，我也就完了，我们一切都完了，生意也完了，我们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克莱因伯格冷冷地盯着这位英国人。“穆尔先生，”他字斟句酌。“现在的问题不是你是否有一个奇迹妻子——而是你是否还会有妻子。”
雷杰怒不可遏，跳了起来。“别瞎操心！我有妻子，今后一直也会有。因为每一个专家都说她已经痊愈了，只有你例外，上面会来人取代你的，为伊迪丝的康复作证。他们再也不会信任你了——他们不可能——因为他们知道了你的——你的背景——”
“我的宗教信仰。”克莱因伯格替他把话说完。
“他们不会相信你，因为你根本不是教徒。”
“穆尔先生，我对你那固执己见无能为力，如果我能打通你的思想的话，你就会明白，这并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这就是一个宗教问题，”雷杰厉声说，“我妻子的痊愈完全是奇迹，你这个草包医生根本分不清。克莱因伯格，晚安，让你费心了。”
说完就转过粗笨的身躯，气呼呼地沿街走了。
克莱因伯格仍旧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陷入了沉思。他深为这位来自伦敦的可怜太太痛惜。若不是她丈夫置她的生死于不顾，作为一名医生，作为给她会诊的大夫，为她的病做点什么应该是责无旁贷的。明天，他要做的，就是把整个事情控制起来。
他伸手去端那杯已变得温热的茶，此时此刻他很想喝点什么，但不是这个，他很想喝点烈性的饮料。他拿起帐单看了看，连同几个法郎一起放在了桌子上，起身向旅馆走去，径直奔向旅馆的酒吧。
这个晚上，对吉塞尔·杜普雷来说，真是漫长难熬而又出人意料。即使她生活中的转折点姗姗未迟，等候得令人难忍难熬，但她并不介意。她把这种等待权当作是她在纽约时的一个晚上与她的情人同床共枕一同做爱的过程。她渴望立即得到满足，但对在高潮到来前的等待更令她心摇神驰。高潮肯定会来的，等待就是一种乐趣。
整个晚上她都沉浸在这种等待的情绪之中，只是不能肯定等待过后是否是她渴望的高潮。
她钻出出租汽车，回到特区附近她租借的公寓，立刻又被那种等待的情绪所吞没。
吉塞尔在卢尔德给一批爱尔兰朝圣者做完导游后，依照惯例去旅行社结了帐，打听夜间是否有安排。当然，晚间做导游只是个别情况，不料这次夜里有安排，旅行社安排她为20多位日本天主教徒做夜间导游，时间是从八点开始，十点结束。
起初，吉塞尔想方设法推托，因为这妨碍了她自己的计划，不过，她磨了半天也毫无结果，因为旅行社一时也无法找到别的导游代替，再说又不能使日本朝圣者失望，更重要的还有夜间需按特别导游收费，吉塞尔的老板无法拒绝这笔可观的收入。
在开始这次为日本人导游前，吉塞尔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新闻局在八点钟以后是否还开着门。她答应在八点钟去取《巴黎竞赛画报》给她的那些决定命运的照片，而现在只能推迟到十点钟以后，她给米歇尔·德玛里奥特打电话，心里指望那里晚一点关门。米歇尔还补充说，她已经和《巴黎竞赛画报》的朋友说好了，那位朋友满口答应把季霍诺夫的照片捎来。下飞机后，他会直接把照片带到新闻局来的。“因此照片将会在这里的，吉塞尔，你用不着担心。那时我若不在这里——我要去‘穆尔太太的奇迹餐厅’去吃点东西——不过我已经告诉了我的助手，到时候会把照片给你的。”
吉塞尔松了一口气，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无须再为加夜班烦恼了。她急匆匆地跑出去，赶在上班前胡乱吃点什么东西，因为此时想去美美地吃顿晚餐，已经是太迟了。不过去咖啡馆吃个奶油鸡蛋热面包，喝上一杯滚烫的浓咖啡，还是来得及的。先垫垫肚子，等下班后到多米尼克的公寓里，再自己做点吃的。
此刻，已差不多晚上10：30分了，她渴望的高潮已迫在眉睫。她放下从新闻局取回来的那只宝贵的马尼拉纸袋——在这以前她还没有看里面的照片——她伸手到那只海军蓝小挎包里找公寓的钥匙，打算一个人在餐厅里坐下来后，再仔细察看袋里的照片。
她找出钥匙，打开房门，拎起那个纸袋，走进了与外界隔绝的公寓。
她顾不上已经是饥肠辘辘，此刻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吃饭，必须办更紧迫的事，查明塞缪尔·塔利和谢尔盖·季霍诺夫究竟是不是一个人。
吉塞尔将马尼拉纸袋和小挎包放在餐桌上，然后又连忙奔向卧室，那儿有她在山洞拍的照片。照片小心地藏在她朋友多明尼克那装满内衣的抽斗里。她把那些照片通通抖落出来，找到塔利没戴假胡子的那一张，随即拿着它返回餐厅。
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心怦怦地跳个不停。打开《巴黎竞赛画报》给她的大马尼拉纸袋，她从里面抽出两张照片，这是两张放大了的黑白照片，是闻名世界的S国外交部长的头像。两张照片异常清楚，几乎分毫不差。谢尔盖·季霍诺夫的照片看上去很少有变化，面部表情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冷峻。他的这两张照片同样冷峻威严，犹如大理石雕像：低低的布满皱纹的前额，咄咄逼人的眼睛，鳞茎状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唇边有颗棕色的肉赘，光洁的方下巴颏，两张照片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就是拍摄时间相差一年。一张是去年在巴黎的爱丽舍宫外面拍摄的，另一张是前年在布鲁塞尔阿伯丁纳的一座大厅里拍摄的。由于季霍诺夫的头部几乎占据了整个照片，实际上，要不是照片背面的文字说明，拍摄背景是很难辨认的。
这时，吉塞尔心里感到有了把握，但是她必须进一步地确认，确保不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她恋恋不舍地将季霍诺夫那两张放大的照片，相距几英寸放在餐桌上，然后把她在山洞附近拍摄的塔利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在两张照片中问。她仔细审视着季霍诺夫在巴黎的照片和她自己在卢尔德给塔利拍摄的照片，随后又对比在布鲁塞尔的季霍诺夫和在卢尔德的塔利。
她心跳如狂。
三张照片，完全一样。头发、前额、眼睛、鼻子、嘴唇、肉赘、面颊，全部都一模一样。
纽约的教授塞缪尔·塔利和S国的外长谢尔盖·季霍诺夫原本是一个人。
如果事情确实这样——吉塞尔再次对自己说，那么S国外长在卢尔德山洞附近的照片势必在S国引起轰动。因此，季霍诺夫必定会不惜任何代价来销毁证据。
不过吉塞尔心里明白，证据还不是很充分。对于这样耸人听闻的事件，你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