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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今天也就不可能来此作证了。律师先生，你是应该知道我们满洲国的第一任国务总理郑孝胥的，他不就是因为向调查团表述了自己的“三共政”，从而引起了日本人的强烈不满，日本人认为这妨碍了他们的独霸东北的目的，不但丢掉了总理职位，不久就和其子郑垂暴死于长春寓所。
布莱克尼：那么你是珍惜你的生命而不说话呀？
溥仪：天地之性人为贵，谁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
布莱克尼：那证人的这话就与前面所言拯救满洲人民而甘愿冒险不是自相矛盾吗？
溥仪：这……
（布莱克尼律师步步紧逼的质问，使溥仪几乎失去了招架之功，证人席上的溥仪口嚼指甲，以手抚脸，口中喃喃自语道：“我可能于一九三二年欺骗过李顿调查团。”一会儿，又说：“我没有听清，请律师再重复一遍。”）
“我反对，”季楠检察长突然插话。“辩方律师请注意，证人是否英雄，这个问题并不是审理的目的，这个问题应另找机会由其他法庭处理。
“反对有效。”首席法官威伯支持了检察长，这下救了溥仪的驾。
布莱克尼：法官先生，我请求出示证据以证明证人的证言完全是一片胡言。
威伯：请求有效，请辩方律师出示证据。
（请求得到批准以后，布莱克尼神情自若，不紧不慢地取出他那十分精致的公文包，然后从中取出两封黄绢信，布莱克尼满以为拿出这铁的物证一定会使溥仪无所抵赖而低头认输了。）溥仪刚见布莱克尼从包中掏出那明黄色的绢，脸上顿时现出惊恐的神色。
布莱克尼面带微笑把信交到法官手中，法官又通过值班人员把信交到溥仪手中。
溥仪神情极为紧张地阅读着手中的信。第一封信是写给日本陆相南次郎的：
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怜之。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隐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辛未九月一日（十月十一日）
第二封信是写给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的，内容如下：
溯自辛亥禅政，瞬已廿载，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必如河奠要东西、拯苏民生？深望阁下加以指导。兹遣家庭教授远山猛雄信见，诸当面祥。此致
头山满先生阁下
溥仪神情紧张地研究着信件，法庭上的空气也紧张到了极点，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溥仪身上。
就在法庭中的空气紧张到要爆炸的时候，溥仪突然像弹簧似的从证人台的椅子上站起来，一下子把黄绢信扔到地上，面向诸位法官声嘶力遏地嚷道：
“各位法官，这信是假的，是伪造的！”
“假的！”法庭中最不相信的是布莱克尼律师，他睁大了眼睛：“假的！难道信上面的宣统御玺也是假的吗？”
“假的，”溥仪回答得斩钉截铁。“那完全是假的。”
（布莱克尼本来凭借这黄绢信彻底击败溥仪，哪曾想这信却遭到了溥仪的否定，布莱克尼律师怎能就此甘心败北，继续追问溥仪，企图找到那怕是一丁点儿破绽，以便重整旗鼓，反攻过来。）
布莱克尼：请问证人，那信上的笔迹是谁写的？
溥仪：不知道！
布莱克尼：是不是副署人郑孝胥写的？
溥仪：不像。我看就连他的签字也是假的。
布莱克尼：证人的印鉴归谁管呢？
溥仪：小印鉴在我自己手里。盖在这封黄绢信上面的是大印鉴，我不知道它当时是谁管理的。再说，在天津时期，我是个平民，从来没盖用过皇帝御玺。
布莱克尼：你在天津时曾使用过黄绢纸写信吗？
溥仪：我一向只用国产的普通信纸。
（溥仪步步设防，布莱克尼律师终于无法获得一句他认为完满的答复，局面对溥仪来说，立时从被动转为主动。作为公诉人的检察长季楠显得十分兴奋，立即插话。）
季楠：各位法官先生，根据证人的证词，被告律师所提供的证据完全是假造的，这封信不仅不能被当作证人说谎的证据，还应把这封信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说明他们胁迫溥仪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应由被告方面负伪造罪责。
威伯听了检察长的请求，一字一顿地说道：“检察长的请求有法可依，于现有据，应予支持。”
对于这一戏剧性的场景，当时的报纸曾以“律师多事”为正题，“诋毁溥仪文件变成战犯罪证”为副题进行报道，特选取其中一段，以飨读者：
今天午后，东京战犯法庭中，又展开最惊人之一幕，盖被告律师所提出之原诋毁溥仪之文件，反变为二十八名战犯之罪证也。被告律师提出一函，并称此函为溥仪所写，内要求日本人协助其恢复皇座……溥仪愤怒填胸高呼“此乃伪造之函件”时，首席检察官季楠即利用此点，要求将此函件作为日本战犯之罪证，二被告律师猛烈反对将被告所提之文件作为检察官之证据，然审判长压制其抗议。
布菜克尼律师对于法庭上的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是始料不及的，他气急败坏地向溥仪抛出了他的杀手锏：“证人请注意，一九三一年，中国政府把你当做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
当然这个问题对溥仪来说，是切中要害，刺疼心窝的问题，是他明明知道而不敢去想的问题，但又是不能不想的问题，所以他到了苏联后，多次给苏联方面写信，要求留居苏联，其目的就是要回避那终将到来的审判。
听到布莱克尼提出这个问题，溥仪脸色铁青，浑身颤抖。没待立即找到话回答律师，季楠表示了反对：“关于证人是不是战犯，要不要受到审判，这不在本法庭的受理范围，请被告律师不要节外生枝。”
审判长威伯也表示了态度：“这是让证人宣布自己是罪人的问题，请律师撤回！”
布莱克尼律师看到了他提出的问题对溥仪心灵所造成的打击，不顾检察长和审判长的反对，变换口气和角度又向溥仪提了出来：“证人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是和日本同谋的，你知道中国也要审判有通敌，利敌行为的人吗？”
被告律师的这一系列努力，反击，没有达到取消溥仪证人资格的目的，只是在心理上给予溥仪以沉重打击，当然这也没有使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人逃避历史的正义的审判、溥仪在几天之后，重新被送回了伯力。
东京之行的二十余天，对于溥仪来说，既有打了胜仗之后的快感，也有经历艰难跋涉后的疲劳。而对于在伯力俘虏收容所的溥仪的家族人员来说，则是焦心等待的日子，他们一个个度日如年。
九月初的一天，溥仪在收容所所长及其他苏方人员的陪同下，回到了他后来所在的俘虏收容所，还是溥仪的贴身近侍李国雄最先发现溥仪的归来：
“皇上回来了，主子回来了！”
李国雄的这一声惊呼非同小可，立即引起了整个俘虏收容所的沸腾：“皇上回来了，皇上回来了”的喊声传遍了整个俘虏收容所。
“皇上，您可回来了，您可把我们想死了！您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发疯了。”
“皇上，您怎么能离开我们这些天啊！不是说好的，过几天就回来吗？”
“皇上，您这些天生活好吗？您一个人生活习惯吗？”
溥仪的弟弟、妹夫、侄子们把溥仪团团围住，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好像是他们的分别有一个世纪似的。溥仪对于又见到他们也感到非常的高兴，来不及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扶扶这个的胳膊，摸摸那个的脸，拍拍那个的肩膀，表现出十二分慈祥的样子。
看着溥仪和他的家族人员十分亲热的样子，也有个别的伪满大臣们过来凑凑趣，领头的自然是伪国务总理张景惠。
“溥大爷好。”
“好。”溥仪有点不冷不热地回答道。
“溥爷到东京去的时间不短啊！”张景惠又继续说道。
“是不短。”溥仪又是那样不咸不淡地回答着张景惠的问话。
“溥大爷这一走，可把大家都想苦了。”张景惠虽感到溥仪答话的冷淡，但也不好立即打住话，又继续问道。
“有什么好想的，自己的老婆孩子还想不过来呢！”溥仪口气生硬他说道。
“这，这……”昔日以大老粗著称的这位前总理一时被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