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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论守旧和革新”的作者本人，却和“一般普通人”一样的缺乏“这种勇气和毅力”。他本人的“保守眼光”为他自己做了“巨盾”，也为一切保守主义者做了“巨盾”。当然啦，以他的聪明和灵巧，他是不会不骑一骑墙的。所以他一行文，便露骑墙的痕迹。例如他会说：
根据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认识，再加上我们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行为学等等新的观点，对于想从中国一堆古书中研究出一种救世新药——不但要救中国人，并且要救全世界的人——的一种努力，我们至少认为还没有充分的事实的和理论的根据，使我们可以抱有过分乐观的信心。
但他同时也会说：
从社会学、人类学的立场看，我十分感觉着我们有把中国旧有的伦理思考从速的予以新颖化、予以通俗化的迫切需要。（以上皆引自《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是何等矛盾！
在另一方面，他会说：
中国的社会，一直是农村经济的形态。而中国的衣村经济，则因为受了地理的限制，一直是一个匮乏的经济（economyofscarcity）。因之这个社会，也就很自然的接受了强调“知足、安分、克己”等等价值观念（亦即“礼”的精神）的儒家哲学。（《法律概念的形成》）
但他同时又在工业社会里宣传：
以生态学（ecology）的眼光来看，这一种处世哲学，不能说是完全要不得。中国在过去两千年中，度过了许多异族统治的灾难，接受了许多不同的外来的思想潮流，然而却始终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和谐的文化系统和统一民族，这一个传统的处世的哲学和精神，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其伟大和健壮。（《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又是何等矛盾！
根据我上面的指陈，可证明徐先生实在是一位”新”的保守主义者。他处处为传统派婉转陈辞，又怕别人“误会”他是传统派。所以一当我点出他的真面目的时候，他便赶忙来更正，用“拘泥于字面的解释”（literaiinterpretation，参看徐道邻《语意学概要》页三，一九五六友联版）来掩藏他的“原意”。这种骑墙的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对纯知识缺乏一点儿“心智真诚”。
徐先生的这类言论，何以弄得依违两可呢？这里含藏着一个有关治学及求真的重大问题。学问上的结论有时虽合真理，但不合一时一地若干势力人物的情感趋向。碰到这种情形、学人怎样办呢？这就是考验学人的学格高下的重要关头。
把”心智真诚”当做第一个考虑标准的学人，在这种关头，常常表现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伟大风范。然而，在此时此地，许多知识分子所表现的，则是“看风使舵”。因此，他们的言论，不是做权威的注脚，便是两边讨好。难怪在此时此地，真理竟像消失在浓雾中的太阳，简直看不清楚了！胡秋原的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
给徐先生诊断完了，现在让我给胡先生看看病。
无论如何，胡先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
我说他很“辛苦”，因为他以抱病之身，不知善自珍摄，反倒跳起来，指摘医生有病，敦劝“李敖必须留心自己的身体”，因为“李敖君的病，可严重极了”！
站在百病丛生的立场，还这样向医生上条陈，不是太“辛苦”了吗？
研究这病人所以不肯宁静的原因，实在不是难事，看看他的心理状态就知道了：
胡先生今年五十三岁，比李敖“这位年青（该是“轻”）人”
的年纪正好多一了倍。胡先生说他对文化问题的“注意和研究”，“凡四十年”。换句话说，他从十三岁就开始准备“超越前进”了！因为胡先生骂我缺少“学问的良心”，所以我不敢怀疑他说谎，我只好说他“早熟”得可怕！
胡先生“超越前进”、“凡四十年”，他认为“人生之意义，即在创造文化”。按说他该“创造”了一点“新文化”给我们示范了，可是他却没有。他的著作，据他自己列表，有五十七种，（据（少作收残集）上卷。其中好像有一本《唯物史观艺术论》神州国光版的书名，被他有意“矮小化”了！）可谓著作等身。
但他在“新文化之创造”上，在明眼人看来，显然还陷在泥潭里，还在用传统派的花鼓，表演他的“击鼓骂曹”！这就是他“人生的意义”！
我说胡先生在“骂”，胡先生也许不服。因为胡先生曾“自信…‘不至于使用有辱学术二字，以及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
但在他的长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学术”与“君子标准的词令”，诸如：“丢脸”、“故做哀鸣”、“骷髅姿态”、“不堪承教”、“庸妄”、“痴狂”、“死心眼”、“私蔽”、“更冷血的自卑狂”、“寄生者”、“猪先生”、“文明戏”、“痴人”、“文化废人”、“败家子”、“黑人意象”、“荒谬”、“不像样”、“不中用”、“乌贼”、“东拉西扯”、“嘻笑怒骂”、“维辛斯基口气”、“大谩骂家”、“骂人病”、“真正不识字”、“将鸡毛当令箭”、“绝顶荒唐”、“不堪心理”、“信口开河”、“最低级”、“小军阀”、“势力主义”、“臭骂”……
“这些不清洁的字样”，就是劝人“切不可谩骂”的胡先生的“手枪走火”。如果这不辱“学术”二字，如果这就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那我李敖一定也可以装做学者和君子了！
（最妙的，胡先生说我写“病菌”两个字是“谩骂”，而他却用“毒菌”两个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君子标准”？）
现在一般浅人看文章，冥冥中总拿个什么“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来量，一发现文章中有点不合他的“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的语汇，他便立刻缩回他那满是“价值染色名词”
（value－tingedterms）的壳里，再也不能认真去了解那篇文章的意义了！这种“因词拒意”的自我防卫作用，除了护短以外，还会有什么好的收获？
有些所谓“学者”与“君子”，他们看准了这些浅人的口味，所以写起文章来，必不“轻薄”、必不“讽刺”、必“严正”必“学术化”、必“君子风度”……文章印出来，满纸“忧国忧民”、“义正词严”，于是顽夫廉焉，懦夫有立志焉，浅人乃谓之“学者…‘君子”焉！
其实这种文章，只是披着“学术”的外套，里面的芜杂与老调很少纯知识和新知识可言；至于用字之委琐，遗词之窝囊，施之于高等考试则可，施之于扫荡伪君子则万万不能！但在咱们“泛道德主义”的社会里，浅人们却说这种文章是“学术讨论”！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我写文章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
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们以为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词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做样的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固似非“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上吧！
现在，在胡先生“教训”我的大文章里，我不但看到了大量的。‘不清洁的字样”，以及充满了老气横秋的“学术水准”。根据这水准，他在自吹自擂方面，用了“我敢说”一词两次，“颇自信”两次，“我自信”七次，以及倚老卖老的口吻（如“我素来知道”，“我不费力的”、“最精采的”）四十三次；在教训青年方面，胡先生用了“年轻”一词两次，“年青”（别字！）四次，“青年”四十六次。
这些洋洋大观的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部被埋藏在胡先生洋洋大观的冗长文章里。没练过气功的人们很难看得出来，他们只好抱着《文星》瞎捧说：“胡秋原真有学问呀！胡秋原真是长者呀！”胡秋原的“自相矛盾”
现在让我们擦擦眼镜，看看这一位“长者”的“学问”。
他一开头就说：“我素来知道胡（适）先生的意见。”对他（胡秋原），我正好也要借用这句话。一个人的“意见”，在他同一篇文章里，起码该有“互为主观的可检证性”（intersubjectivetestability）。可是胡先生的长篇大论，却很少禁得住检证，因为它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