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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来这儿干吗？”她的问话像是给了他一记耳光。
“我想看看您在哪儿工作。”
“请您走吧。”
他摇摇头，压制住自己的惊愕，“我和别人一样也是你们的顾客。”
“博罗那个蠢货，他怎么把您放进来的？”
“我说了，我跟您是好朋友……”罗伯特把目光从她那张陌生的脸上移开，朝着酒台方向点了点头说：“我想喝点酒。”
“一杯鸡尾酒20马克，一瓶香槟酒300马克……”
他勉强笑了一笑说：“那您就给我调一杯鸡尾酒吧，乌拉……这儿的人是这么称呼您的吧？”
她转过身去，走回酒台。他跟着她，就像被她用绳子牵着一样。她走到酒台后面后才重新看着他，罗伯特坐到了一张吧凳上，感到很不舒服。
“好吧，一杯鸡尾酒。请您喝完了就走……我给您调一杯‘泡泡’。”
“随您怎么调都行……您干吗要把我撵走？”
“罗伯特，这儿不是您来的地方。”
他头一次听到她叫他的名字，罗伯特——从她的嘴里叫出来，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有这么好听，这么轻柔，这么悦耳，像是从大提琴的G弦上奏出来的。
“您再说一遍：罗伯特。”
他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有多么不懂事，甚至是孩子气；他也没有发现乌丽克怜悯的眼光。但她还是答应他了。
“罗伯特。”她把一个插着吸管的高脚玻璃杯推了过去。“给，您的‘泡泡’，算本人请客。”
“这意思是：您付钱。”
“我有折扣。”
“这我不能接受。我要的酒，该我付钱。”他用管子吸酒，那里面掺混着马提尼克甘蔗酒、甜柠檬汁、桔子汁、菠萝汁、木薯汁和新鲜木薯丁，喝起来很清凉，很有味。罗伯特心里想，这么个玩意儿要20马克，这价格包括整个氛围、音乐、姑娘们、还有乌丽克半裸的胸脯。他又感到有种想要一吐为快的欲望。
他两手握着酒杯问道：“乌丽克，您干吗要这样？”
“什么样？”
“干吗要在这儿工作？”
第二节
“这个问题您自己就能回答：我要付房租，要去市场购物，买些漂亮衣服穿，一句话，为了生活。”
“别的工种有的是嘛。”
“是吗？罗伯特，您知道什么是生活吗？您生长在一个良好的、有父母庇护的家庭……您父亲是干什么的？”
“处长。”
“您瞧，您从未吃过苦，挨过饿，没有难题，没有继父的打扰，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老板，也不会因为拒绝他们而被解雇……”
“难道这儿就没有人动您？”他停顿了一下，“就像您现在这副模样？”
“这是我的事。罗伯特，您喝完就走，好不好？”
“我还想再要一杯鸡尾酒。”
“我不会给您的。”
“那我向别的小姐要。”
“好吧。”她叹了口气，拿起喝空了的杯子，“但只有您保证喝完就走，我才给您。”
“我保证。”
酒吧里人越来越多，有几对男女走到隔墙后面去了，罗伯特没有在意，他坐在吧凳上看乌丽克怎么招待其他客人，有个显然喝醉了的男人把一张50马克的钞票塞进乌丽克的胸口。他很恼火，心想怎能这么对待一个女人，尤其是乌丽克。可是她居然还笑！她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她的工作，一种脏活！
他喝了两杯鸡尾酒，自己付了钱，到快11点时乌丽克对他说：“您真的该走了，罗伯特。”他服从了。
他点点头，乌丽克如释重负。罗伯特问：“明天能在游泳池见到您吗？”
“我不知道。”
“要是见不到，我明天晚上再来。”
“这简直是讹诈……”
“这只是我的愿望。”他同她握手，拉着她的手的时间比一般握手的时间要长。“您是我的球面三角学。”
“我是什么？”
“我今天本来应该去复习球面三角形的边和角的关系，学数学！可是您的鸡尾酒更好，对我更重要，明天再见……”
他放开她的手，冲着有点不知所措的她笑了笑，离开了酒台。在前厅他又碰上被乌丽克称为博罗的看门人。那家伙狠狠地看着他。
博罗为他开门的时候，罗伯特说：“这下你认识我了吧，下次就少啰嗦……”
博罗拉开门说：“等着瞧吧，快走，呼吸点新鲜空气有好处……”
罗伯特刚一离开酒吧，就有一个人从阴暗的角落走到酒台。他是个南欧人，长着黑头发，薄薄的小胡子，他靠在酒台边上，等乌丽克打发完一个客人。
“刚才那人是谁？”他说话带意大利口音。
“你说谁？”乌丽克反问。
“乌拉，别装蒜啦！刚走的那个年轻人。”
“一位客人。”
“你几乎是在为他一人服务。”
“我看不出来。”
“你现在喜欢年轻小伙子了？”
“去你的，他是头一回来这儿。”
“博罗说，你认识他。”
“博罗是个白痴！”
“乌拉，你要小心，跟这么个年轻人不值得……他经过头一个回合就会掉下床来，但是他什么都看在眼里。看在圣母玛利亚的分上，千万别冒险，尽管你喜欢他。”
乌丽克怒喝一声：“你来试试！”
“只要你乐意，我萨尔瓦多随时奉陪。”
他哈哈大笑，接着又消失在酒吧的阴暗角落里，倚着墙观察着客人。
他叫萨尔瓦多·布鲁内里，来自西西里山区的圣马可村，他的职业是电工。
他无疑是个值得注意的人。
“我们接到一个重要的举报：有20公斤纯海洛因，正从越南经过波兰运往慕尼黑。”匿名举报人没有说更多的情况，没有接头地点，没有时间，只提供了一个信息：“有东西来”。
对慕尼黑刑警毒品科的彼得·赖伯探长来说，这个举报就意味着他们要进入一级戒备状态，他认定这情报属实，而不是开玩笑，开玩笑的事他也经常遇到，对匿名举报电话先要搞清虚实。他在科长办公室里紧急召集了这次会议。
赖伯探长遗憾地耸耸肩说：“举报人有东欧口音，可惜我们没有录下来——不可能每个电话都录音，他很可能是个波兰人，我在想，如果越南人和波兰人联手，为什么波兰人会举报这笔能赚好几百万的生意呢？此外，越南人也是新出现的。这个新团伙的手段极其毒辣。换句话说，在慕尼黑形成了一个新的战场，有我们干的了。”
“除电话以外，没有别的情况吗？”科长问。
“没有，只知道20公斤海洛因已经上路。”
“这就是说，也可能早已到了慕尼黑。”
“那举报就没意思了。”
“基本上没意思。这笔生意没有地点，没有时间，我们怎么办？”
“应当要求立即加强监视波兰边界。”
赖伯说是这么说，可他知道，这个建议只是一厢情愿。波德边界漏洞之多就像一个筛子，加强监视从技术上和人力上说是根本不可能的。科长的话同赖伯是一个意思：
“那我们就得沿着波兰边界修一道‘柏林墙’。说正经的，我们怎么办？”
“没办法！”赖伯说得这么直截了当，有几位同事吓了一跳。“没办法”这个说法在警界是个令人憎恨的、很刺激人的词儿。“没办法”意味着对犯罪活动束手无策，人们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国际犯罪日益泛滥，看着犯罪分子把德国变成他们理想的活动场所。宽松的德国法律是各种犯罪滋长的沃土。波恩政治家们顽固地禁止监听电话，向犯罪分子打开了德国的市场。赖伯探长曾在小范围内一针见血地说过：
“团伙作案只判四年，而一个人偷税漏税却判五年。一个杀人犯只要请个好律师，律师提出犯人在童年时曾受过心理损害，就只能判10年。在这10年里，犯人乖乖地参加监牢教堂合唱团，在牢房里画圣母像，六年之后就被认为可以‘重返社会’而获释。我们的司法制度不是有毛病吗？请大家回想一下发生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案件：一个女人在牢里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可是，几个月以后，她抢劫另一个女人，用刀子把人刺成重伤。她又被捕受审，案情很明白。但检察院什么反应呢？把她放了！据说她有可以证明的固定居住地址，就没有理由监禁她！这算什么事儿呢？再举个例子吧，我喝了酒以后用啤酒杯把你的脑袋砸碎了。怎么办？没事儿。我可以证明，我几年以前出过车祸，得了脑外伤。精神病专家可以证明，我在行凶时是喝醉了酒，出于一时冲动，而最重要的是‘一时’这个词……法院决不会判我谋杀罪，至多判我误杀罪，加上我当时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肯定从轻发落。而实际上，我就是要杀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