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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后记（2）
但我也看到——我想说，尤其看到——在这个受积极性驱使的国家，对这阴暗衬里的极度否定，这里永远灯火通明。
我看到——我听到——美国坚持自视为一个追求美国生活方式的广大中产阶级群体的国家，虽然有着显而易见的反驳证据——3700万贱民的真实存在，社会排斥的受害者。
那好，他们在这里，这些活的反驳证据，被塞进了城市废墟中，因为缺乏执行撤离命令的手段，他们无法离开。
他们在这里，这些穷人，与他们头脑中嗡嗡作响的孟菲斯死亡蓝调一起“困在新奥尔良里面”——他们在这里，不知从哪里冒出，浮现在一个认为早已把他们抛到关注的爪哇国，一如把他们关在大门紧闭的社区之外的美国面孔前。
我们相信他们被安全地关在城市荒芜的心脏地带，但他们——在美国有线新闻网上。
人们对自己说：把它留给旧欧洲的唯美主义者，去叹赏新奥尔良的精神吧，对我们来说，长期以来它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污水坑、一个少数族裔聚居区、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城市，最多是一个遗憾——现在这个污水坑正在侵袭这个国家的电视屏幕；现在这个遗憾是美国的耻辱。
我们以为他们已经化为统计数据，但现在这些统计数据苏醒了。
我们以为它们已经作为纯粹的数字而变成化石，由于太经常重复而变得抽象，但如今这些数字造反了；就在数字正在死去的时刻，它们复活了，而化身为人的身体和脸。
卡特里娜，或者这隐身人不可思议的露面。
卡特里娜，或——在媒体的帮助下——突然第一次浮出水面的亚特兰蒂斯：这个洪水之前一直沉伏在人们的良心下面的贫困大陆。
种族问题。
这些同样的穷人，也是黑人的问题，关于他们，民主美国正在发现，再次带着耻辱，他们的被无视跟他们的肤色不无关联。
我不会重新考虑我在亚拉巴马旅途中所写下的关于过去20年老南方所走过的路的文字。
我不会收回我对一个社会真诚的敬意，这个社会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赢得了马丁·路德·金开启的民权斗争的胜利。
顺便说一句，我将记下，尽管这臭名昭著的4天令人反感、羞耻、不可饶恕，在那些日子里，男人、女人和孩子被留下等死，他们唯一的罪过是出生在种族篱笆错误的一边，这些日子接踵而来的是能量的爆发——你会同意，总之是一个比1927年洪水时所做的稍好一些的应对措施，那时为了减轻洪水对白人街区的压力，黑人街区完全成为泄洪区……
仍然。
那些惊恐的穷人的脸，是黑人的脸。
那些像死狗一样漂浮在水流上的尸体是黑人的尸体。
那些在应该带他们去巴吞鲁日的路边等待永远不会来的汽车，因饥饿、干渴和疲倦而濒死的幸存者，也是黑人。
死亡在9月11日一视同仁。
它没有对某些个人网开一面，更不用说对种族。
但是在这里，它详细写了一个清单。
它选择其客户。
它复活了我们认为早已为之送终的种族隔离的精神和实质……
这就是为什么说8月28日的飓风是反“9·11”（罗斯·杜塔特在《大西洋月刊》上所说）的，并且这个黑人社区所遭受的有系统的耻辱——美国的原罪，还远未获得补救（吉姆·卡利尔、莫里斯·迪斯，让我们赞美这些好人）。
卡特里娜的另一教训。
暴力。
这暴力也不是当代美国所独有。
并且，我们知道，至少自从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问世以来，在世界上的所有社会中，文明的和平从来就只是野蛮表面的一层薄纱、一个气泡。
但美国的独特之处是（曾经是？），它再一次拒不接受这个显而易见的事情。
无论如何，在此次旅途的每一程，使我感到震惊的是，通过对语言和规则、辞藻华丽的客套和有时荒谬的正式限制的非凡运用，意在限制、驯化、驱逐，并基本上否认这与生俱来的兽性，并把它遗忘脑后。
第63节：后记（3）
那好，这里的震惊也同样是残忍的。
这里，卡特里娜将带来既揭开那层面纱，又使美国睁开眼睛的双重效果。
富人和白人逃离这座城市，人人为己，就像你逃离一个狂暴动物的暴力。
社会的贱民，穷人和黑人，像我在非洲和亚洲的被遗忘战争中的幽灵城市里所目睹的那样，带着同样奇怪的绝望和愤怒，摧毁他们自己城市的残余的暴力。
警察的暴力，本用来帮助民众，但他们的第一个反应经常是攻击甚至开枪——那些国民警卫队员的暴力，我们看到当面对他们本应保护的本国公民时，他们在悍马军车上，紧握武器，本能地重新找回作战姿势。
最后，那些尸体的景象的暴力，我们记得“9·11”袭击后这是没有争议的主要禁忌——但也是在这里，防洪大坝坍塌；也是在这里，屏障瓦解；并且，也是在这里，美国良心里最顽固的“被压抑”的一面的极其残酷并可能是摧毁性的回归。
一个道德和象征性的“0号高地”。
更糟的是：一种“负1号高地”，在那里，社会纽带本身正在瓦解。
霍布斯对阵托克维尔。
《疯狂的麦克斯》对垒《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霍布斯的有名的自然状态，总体而言，只是一种假设，一个想象——在那几小时的空间里，你会认为它真在那里，一个来自深层堕落的现实。
只是很显然，它不是自然状态。
这是——唉，一个美国的社会状态，我曾有时怀疑，例如，在那位得克萨斯审计员送我去的沃思堡的枪支博览会上，美国有一个从未被完全驯服的潜在的狂暴核心。
它就在此。
就像“9·11”暴露出这个国家经不起外国袭击的弱点，反“9·11”挖掘出了另一个美国社会同样不想知道的内在的弱点，一个更加危险的弱点，因为这次它戴上了暴力的面具。
然后，同情心的局限。
当一场自然，并且，逻辑上讲，社会灾难发生时，美国往往表现出来的富于同情心的回应是脆弱的，因而是有限的。
毫无疑问，这富于同情心的做法有它的美德。
我们清楚地观察到，在新奥尔良，美国同情心的美德表现在像这场灾难一样使世界目瞪口呆的团结一致的做法：一位退休警察包了两架飞机为滞留在屋顶上的人提供援助；演员们涉水，或蜷伏在船上，把食物和衣服带给那些陷于困境的老人；一个电视台女主持人用钱并动员朋友去填补政府的不足；教会，由强大的第二浸礼会教堂开始，两位前总统领衔发起全国性募捐活动；一家连锁店——理论上“反社会”美国的象征——仅它自己的捐款就达到去年美国整个国家对亚洲海啸受难者的捐赠数额；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居民对成百上千的涌入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医院、他们的房子的难民张开双臂——这慷慨的冲动、这被重复多次的同样举动，我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曾见到——是的，他们当然是这个制度可以产生的高尚和最好的写照。
但这够了吗？
面对这种规模的重大灾难，救济可以只依靠人们的善意吗？
痛苦焦虑是否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你愿意看到政府想起它也有保护公民的责任？
特别是——特别是——如果慈善工作明显地在“事后”发挥奇效，它难道不是在“事前”非常无能为力吗？如果一旦灾难已经发生，所能做的没有比最受欢迎的前总统们为受难者募捐更好的事，那么，去检测那些本可以防止这类灾难发生的防洪大堤、水闸、撤离和排水系统，难道不是现任总统的责任吗？
简而言之，在慈善对正义，或者如果你愿意，在心灵法律对一致政治行动法律的永远两难困境中，美国是否在前者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太太远了？并且，面对一个威胁和待筛选的新达尔文主义，这次不是物种而是人类，难道不是时候——正是时候——在另一方向：一个显示出政府最急迫的任务是照顾它的公民的福祉的方向上采取行动吗？
这些是——直截了当地——卡特里娜所提出的问题。就像对恐怖主义的反思，这些应该是在未来主导美国探讨的议题。
而后，当然，政府。
我在整个旅途中始终观察到关于政府的作用这个经久的问题，当我与罗切斯特的医生们、与大章克申的矿工的妻子和姐妹们交谈时；面对北部荒废的城市和拉斯维加斯、洛杉矶的不可思议的大量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