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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访问，马赛市政府授予我马赛纪念勋章。据当时法国国务委员兼马赛市市长（前几年病故）德菲尔先生说，这种勋章只授予两种人：一是初到马赛访问的外国元首，二是到马赛访问的对国际有贡献的文比名人。法国许多报刊对《长夜》发表了评介文章，法国朋友收集了一部分。但我对这一类评介文章并不重视。根据我的经验，文学艺术与科技不同，应该以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为准，决不迷信外国。法国读者之所以喜欢《长夜》，是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在法国人眼中十分新鲜，富于传奇色彩。有一天法共中央委员兼《人道报》副刊主编卢·阿兰去旅馆访问我，谈《长夜》这本书。我回想着他既是法共中央委员，当然在理论修养上与一般读者不同，于是我就谈到中国如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破产后，农民如何大批变为匪以及我在少年时如何在土匪生活一百天。他听了很感兴趣，问道：
“你为什么不早点写出来？”
我回答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是从‘七·七’事变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抗日活动，所以直到抗战结束时我才动笔写《长夜》。”
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我在巴黎逗留期间，法兰西学院一批汉学家请我演讲，给我出的讲题是《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道路》。《李自成》只有日译本第一卷，没有欧洲文字译本。这些法国汉学家是通过中外新闻媒体知道我写了一部在中国颇为轰动的历史小说，所以给我出了那个讲题。
演讲的地方是一个小房间，听讲的不到20位老学者，使我惊奇的是，他们不用翻译，听我带着河南口音的中国普通话毫不困难，始终面带微笑。演讲有40分钟，在演讲结束时，一位汉学家问道：
“《长夜》是不是您的代表作？”
我说：“我听说近几年在法国写历史小说和传记文学很时兴，但为争取销路，历史小说加一些恋爱故事，也有的加入色情细节。《李自成》已经出版了前三卷，共约230万汉字，完全靠它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生活极为丰富的内容，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艺术上表现了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赢得广大读者，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所以，《长夜》这部小说具有独特的成就，是我40岁以前的代表作，而《李自成》是我中年以后的代表作。《李自成》好比一座高山，《长夜》好比高山旁边一座颇值得游览的小山。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如泰山之与梁父。’”听讲的汉学家们都对我的话微笑点头。
我抗日战争末期在东北大学（迁在四川三台）教书，日本投降后到了上海，写完《长夜》，又写了一本传记文学《记庐镕轩》。上海解放后到私立大夏大学任教授，兼副教务长，又兼代理文学院长。1951年秋季，上海几个私立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我坚决离教书岗位，要求回到河南家乡，完成“农村三部曲”的创作梦想。后来不但不敢提起这一创作计划，连我出版过一本《长夜》的事也不敢告人。所以在河南和武汉，一直没有人知道我写过一本《长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正式宣布了以后不再搞运动了，极左思想受到了批判，被称为知识分子第二次得到解放。《长夜》不知怎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看到了解放前在上海出版的《长夜》，同我商量，由人文从新出版，随于1981年1月出版解放后的第一版，印了11万册，这才引起了读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也才有可能由李治华先生译为法文，于1984年1月在巴黎出版。现在人文出版社又拟将《长夜》编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中，特写此序，略谈一些有关此书的情况，以供读者参考。
1995年10月7日
第01章
一九二四年的冬天，从伏牛山到桐柏山的广大地区，无数的田地已经荒芜。那些幸而没有荒芜的田地里，麦苗像秃子的头发一样，活得非常的勉强和无聊。树叶早已在霜风中落净，一眼望去，到处是单调而荒凉的赭色土地。
从平汉线的驻马店通往南阳的三百里官路已经荒废，常常有枯草埋没着深深的车辙。官路旁的村落大半都成了废墟，剩下些烧红的墙壁映着蓝天。井沿上围着荒草。碾石上长着苔藓。有的村庄还没有全毁，但大部分的房屋用土坯堵塞着门窗，主人不知道哪儿去了。
一个早饭时候，雾气还没有完全消散，白色的太阳忧郁地俯瞰着原野，枯草和麦苗上掩盖着一层白霜。小麻雀坐在灌木的枯枝上，好像耐不住饥饿和严寒，偶尔啾啾地叫几声，更增加荒原上的凄凉情味。不知从远远的什么地方传过来两响枪声。小麻雀突然一噤，随即一切都沉寂下去。当枪声响过不久，官路上出现了一群奇怪的远路客人，其中有四个学生，一个类似商人打扮的中年人，另外还有两把小土车，那是专为两位年纪较小的学生坐的。他们一面匆匆地向前赶路，一面神色不安地东张西望。两个推土车的山东大汉，急促地喘息着，从嘴里不断地喷出白气。
这时，村庄中剩余的农人正端着稀饭碗，瑟缩地蹲在路边的太阳光下。大家都非常沉默；老年人的咳嗽声，孩子们的吸进鼻涕声，和喝稀饭的呼噜声互相应和。当这一群客人从村边出现时，他们惊异地抬起头，端详着客人的服装和神情，好像发现了一个不能理解的严重问题。他们纷纷地从地上站起来，对走过面前的客人打着招呼：“歇一歇，吸袋烟吧！”“请喝碗稀饭吧！”虽然他们的声音表面上同往年一样的朴实和亲切，可是骨子里却满含着恐怖和关怀。他们一面打招呼一面在心里问：“他们到底是哪儿的人呢？难道不晓得这条路上的情形么？”等客人走出村庄后，他们就拿这些过路的“洋学生”作话题，纷纷地谈论起来，因为差不多半年以来，他们就没有在这条官路上看见“洋学生”和远路人了。
被善良的农人们所关心的这群客人，他们何尝不知道自己所经过的地带是多么危险，不过除此外又有什么道路可走呢？三天来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死亡的威胁中，只好听受着命运摆布。在这条官路上，他们已经好几次看到横陈在路旁的、被土匪杀害的尸体，也时常听到稀疏枪声。如今这奔回故乡的长途已经差不多走了一半，再有三天或四天就可以脱离了危险地带。每天晚上住店时，他们所听到的都是些恐怖消息，不是说某地方又烧了几个村庄，便是说某村庄又打死了多少男女。有时他们简直不敢向店家打听消息，甚至对店家也抱着很大疑惑。有时他们刚刚走过不久，土匪将他们后边的旅客劫杀；有时又恰巧土匪将前边的旅客劫杀完毕，他们幸运地从出事的地点通过。这些毫无把握的幸运不仅不能解脱他们心上的恐怖，反而更增加对前途的恐怖和忧虑。他们是多么地想一步就跳到故乡，但是这条长途是多么地不易走呵！
“我说，芹生，”一个叫做胡玉莹的廿三岁的青年，终于打破了沉默说起话来，“那个家伙我越想越发疑，你看会不会出岔子？”
陶芹生一直皱着眉头，胡思乱想着。他是一个神经质的青年，敏感，多疑，容易陷入绝望的忧虑之中。自从打信阳逃出以来，不管白天多么辛苦，他没有一夜不是惊心吊胆的不能安眠。他虽然比他的弟弟菊生只大三岁，可是对兵和匪的事情远较菊生了解的清楚。菊生刚满十四岁零两个月，完全是一个活泼天真的小孩子，把冒险当做游戏和英雄事业，死的威胁只能引起他一种漠然的害怕。只要别人不提醒他土匪是多么残忍，他反而很希望能遭遇一次危险，看一看土匪到底是什么样子。芹生很爱他的弟弟，假若不是同菊生一道，他也不会像如今这么操心和害怕。一时一刻，他都在设想着种种不幸的事情降临，准备着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他弟弟的平安还家。正因为他想得太多，晚上不是失眠便是被噩梦缠绕，此刻他的脑壳里像满塞着潮湿的木片，胀得发疼，对于胡玉莹的话一点也没有听见。
“芹生！芹生！”胡玉莹靠近一步小声叫。“我怕那家伙不是好人，说不定会是个眼线。”
“我也是这样想，”陶芹生蓦然转回头来说。“我早就疑惑他不是个正经家伙，没有敢说出口来。刚才他一往那条小路上走去，我越发觉得奇怪，所以才催你们赶快走。”
“你们说的谁？是那个昨晚间跟咱们住在一个店里的家伙吗？我也看他有点来路不明！”商人打扮的中年人插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