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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将那些埋藏在各处的纸块尽可能地找出来，撕成碎末，在厕所里冲掉。只将极少最重要的用油纸包好，塞进自行车的车管里。此后我开始又担心我的车丢掉。
这样过了十年！1976年中国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废墟时，我竟发现不少那次没有处理干净的纸块，正当我害怕别人也会发现这种可怕的纸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你们一定认为我会说，我从此写作自由了。我要说的恰恰不是这个。我要从这里谈谈我对写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经历有点奇特。因为我是在写作自由等于零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不但没有读者，反而像犯罪那样怕被人看到。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曼，纪德，安德烈叶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我不被任何势力所强制，不服从任何人的意志，也没有丝毫商业目的。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我的环境充满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感，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
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为自由而写作，放弃这种意义的写作，写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然而，自由的对手不一定像强敌一样总站在对面。
比如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外来的强迫性的文化专制已不复存在。但市场的霸权同样可以泯灭精神的自由。专制是写作面前的一堵墙，市场却在我们四周布满诱惑的歧途。因为，市场要把你的每个字物化，还要随意在你心灵中寻找卖点，一句话，它无时无刻地在招徕你，改变你，改造你，使你逐渐变成可供消费的商业形象。
可怕的是我们的文字必须进入市场。写作的自由受到极大的威胁与困扰，而且在消费社会里这威胁又是不可改变的，永远存在的。我们是不是已经感到，只有放弃这种写作的自由才是最容易的？人类正在走向一种困境：它所创造的一切方式，都带着难以拒绝的负面。于是，自由与否的关键，更加不决定于外部环境和外部条件，而取决于我们自己。
从广义上说，外部环境从来不会是充分自由的，充分的自由只能保持在我们的写作中。
因此，我想说——在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到自由的写作，那一定也是在捍卫着写作的自由。
带血的句号
带血的句号
——插图本《三寸金莲》序言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提起笔来，为中国妇女的缠足史画一个终结的句号。因为那蹒跚地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小脚即刻就要消失了。但是别以为这个句号会画得轻松，一挥而就；就像看过一本大书那样，随手一合便是。这个句号划起来分外的凝重沉缓，艰难吃力。低头一看，原来它不是通常的墨色，而是黏稠而殷红的血！
然而，天下人对一件事情的感受可谓千差万别。前几年我在科罗拉多见到一位读过我那英译本小说《三寸金莲》的美国女子，她对我说这书写得诡谲狡黠，荒唐有趣，还对我挤挤一只眼睛，表示很欣赏这种奇趣。一个作家碰到了一位误解了你、却偏偏因此对你表示好感的读者，只能笑笑而已。何况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对一个美国人讲清楚小脚里边深邃的文化内容。美国人的文化太明白、甚至太直白了，而中国人的文化有时像迷宫。我写这本书纯粹是给中国人看的。可是谁又能担保将来的中国人不把三寸金莲当做〃天方夜谭〃？现在的年轻一代不是已经认为〃文革〃都是不可思议的吗？为此，我才说：不能叫有罪的历史轻易地走掉！
于是，我利用知识出版社提供给我的图文并茂的方式，放大我在小说《三寸金莲》中的一种意图，即用大量充分的历史细节——实物照片，复原那曾经活着的奇异的历史，再现三寸金莲那一方匪夷所思的天地，给这中国文化中最隐秘、最闭锁、最黑暗的死角以雪亮的曝光。历史的幽灵总是躲在某种遮蔽之下不肯离去，暗暗作祟；所以，当历史的一幕过去，我们应该做的是把那沉重的大幕拉开。
这一次，我幸运地遇到两位朋友，帮助我完成了这一想法。
一位是身居台湾的柯基生先生。数年前他曾自台北打电话到我家中，自报家门，声称在金莲文物方面的收藏，天下虽大，无出其右。他的声调朗朗，颇含自负，我却半信半疑。这因为我识得几位金莲文物的藏家，他们个个跑遍大江南北，藏品却很有限。金莲曾是女人的一个私密，她们大多做得秘不示人。这对于身在台湾的藏家就更加困难。转年我赴台湾做文化交流，柯基生先生闻讯与夫人一并到我下榻的来来大酒店看我。此时方知他是一位年轻干练而成就卓著的外科医师，掌管台北县的广川医院。他带来一些收藏品的照片给我看，一看便被惊呆。且不说中国各地各式金莲无所不包，还有大量相关的饰品、器物、用具、文献等等，包括洗脚用的莲花盆、缠足幼女的便器、缠足凳和熨鞋的熨斗……洋洋大观地展开了金莲文化的浩瀚与森严。而民国初年大兴放足的时代，山西省介休县〃不娶缠足妇女会〃的一枚徽章，则把他收藏中用心之良苦令人钦服地表现出来。尤使我惊呆的，是他居然珍藏着天津名士姚灵犀先生大量手稿。姚灵犀先生是第一位把缠足视为历史文化的学者。民国初年由于编撰缠足史料《采菲录》等书被视为大逆不道而锒铛下狱。但有关他的身世及学术，史书从无载入，以至资料空乏。可是在柯基生的藏品间，居然还有姚灵犀先生的自传手稿，以及出狱后感想式的墨书真迹。然而，柯基生先生对于金莲决不止于收藏兴趣，他更重于研究。他从医学包括解剖学与生理学的角度，研究缠足者特有的生理与心理，继而进入人类学、性学、社会学范畴，这是旁人不曾涉入的。我在另一本文化批评类的书《血写的句号》中，还要重点地对他这些可贵的研究进行介绍。
此次承蒙柯基生先生的友情与支持，将其所藏缠足文物三千余件，选精择要，摄得照片百余帧，合并我个人的一些〃金莲文化〃的藏品照片，一并放在书中，相信这些历史的真实写照会给读者深刻印象，亦使本书内涵得以深度的开拓。
另一位朋友则是《大众日报》的摄影记者李楠先生。他近十年的摄影生涯中，始终没忘了把镜头对准〃最后一代小脚女人〃。特别是他对山东滨州缠足妇女李吉英一生最后八年的追踪拍摄，则是把妇女缠足史凄凉的尾声定格了。他给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遗留的怪异的文化躯壳，而是一种延绵千年的可怕的生活真实。这位年轻而出色的摄影家不事声张的按照自己的思考工作多年，我却从中看到他的历史洞察力、文化敏感与人道精神，并为此深深感动。他的作品正是我的小说一种历史内涵的延伸。所以，我请他提供数帧珍贵照片，连同我为他写的一篇文章《为大地上的一段历史送终》，一并放在书尾，以使读者的思维视野一直贯通到今日。
我这两位朋友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为金莲画一个句号。然而，往往一个事件能够用句号来终结，一种文化却很难用句号去中止。因而本书对图片的选取都鲜明地来自一种历史观：历史永远参照现实。
在我发表的小说中，大概以《三寸金莲》争议最为激烈。记得小说在《收获》问世后，即刻之间，或褒或贬，蜂拥而至。当时，上海一家刊物要我提供有关读者反映的信件。我便摘选了十四封寄去，清一色全都是痛斥和责骂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