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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我的再三劝告下，去苏州当地的第一人民医院脑科做检查，但医生开出的一系列诸如脑部CT扫描之类的单子，他都塞进包里了事，全然不当回事，对我却说查过了没什么大事。
那天晚上，我从酒店深夜打工回来，美子神色紧张地对我说：“可忆，我刚才给你店里打电话，可他们说小姐在班上不给接。是这样的，问题严重了。吃晚饭的时候，你的姑姑从苏州来电说你父亲晕倒了，送去医院后神志时而清楚时而糊涂，检查结果是脑部发现一个直径3cm大的肿瘤，急需开刀做手术，要不然会压迫脑神经的，且肿瘤越来越大。但你父亲厂里效益不好，无法为他支付医疗费，而医院做那个叫‘伽玛’的脑手术加上住院用药费等需要预付近10万元人民币，亲友让你想办法筹款立刻寄回去，否则你父亲生命都有危险。”
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都呆了，全身发抖，脸色苍白，“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想起父亲，我的心好痛，童年的情景一一涌现在眼前，但我强忍着泪水，因为从出国的第一天起，我就对自己说，东京不相信眼泪。
我想了想自家亲友的情况，说真的，亲友都不富裕，本身日子过得就很拮据，凑起来勉强借出个一两万元还有可能，可现在需要10万元啊！ 10万元人民币对有钱人来说是九牛一毛，但对我来说，它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决定向周围的人借，也许那些在店里当陪酒女郎当了很久、穿戴名贵的女孩们会有钱。
但是，当我晚上在酒吧里好不容易向那些中国女孩开口要借钱的时候，大家都用各种理由表示了为难和拒绝。
“我的钱都寄往国内了。”那位长发女孩吸着烟，看也没看我一眼。
“对不起，我也正在为学费发愁呢！”另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福建女孩扔出这句话后就走开了。
“幸子，你说晚了，我上周还有钱，可是一个周末下来，我的钱全都扔到‘帕金宫’（沿街的赌场）了，输了整整30万。”平常和我有点交情的北京女孩美香两手一摊，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
“救命要紧，既然这样紧急，那么等这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后我全借给你。”终于有一个叫惠子的女孩愿意慷慨解囊了……
第二天晚上我去酒吧上班，奇怪的是所有昨天我向她们借过钱的女孩都一律远远地离开我，好像是要躲避瘟疫似的，连昨晚说得好好的，要将工资全部借给我的惠子都如此。
她们围坐在一起窃窃私语，有说有笑，但是见到我走过去了，就马上一片静寂，然后各自陆陆续续离开，重新找其他的位子坐。
我郁闷极了，心想不借就不借，也用不着这样啊！ 回到家，我把酒吧里的这种情况向美子说了，谁知她却说：“那当然了，谁知道谁啊！你明天拿着钱走了，去找谁？在日本，你记着，没有像中国市民那样互相借钱的习惯，大家挣的都是血汗钱，如果你一旦开口，那么连朋友都没的做了，人家就会远离你了。”
这句话是不是一个暗示呢？总之，我把要对美子说的话吞了下去，本来落在美子身上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
我当时存折上总共才结余21万日元，我只为自己留了1万元，20万元都拿出来了。
正好那时，我酒吧里的一位掌柜要回上海，为了节省邮费，我就托他将这20万日元交给我上海的舅舅家，由舅舅去苏州交给父亲，让他们先用起来，我这里再想办法。但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舅舅压根就没拿到那20万日元，那个掌柜去而不返，伤天害理地吞没了我那身上仅有的、去救父亲命的钱；我拨通了他留下的那个联络电话，根本就是空号。
那天，我呆呆地看着窗外，心中忿忿不平。上天为何对我如此不公？命运将我推到了绝涯的山崖，我无路可走，该怎么办啊！ 无奈之际，我想到了晓江，就在我决定给他打电话求助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已经记不起他在上海的那些电话号码了。
我只能打往他苏州的老家，电话很快接通了。
“喂。”听得出是他妈妈接的。
“伯母，我是可忆，晓江最近常回来吗？”
“这还与你有关吗？晓江是晓江，你是你……”她的声音冷得令我发颤。
“那好，就这样。”我气愤地挂断了电话。
其实我没把这放在心上，晓江的母亲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我，遭到这样的冷遇很正常。
我完全可以通过电子信箱与晓江联络上，但那一刻我已经放弃向他求援了。欠的情债今生都还不了，怎好意思再负他钱债？ 那么还有谁呢？身边还有谁能帮助我呢？ 忽然，脑海中闪过了千野君，但很快就被我打消了那个念头，不，决不，我不能去玷污这么纯粹的情感！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知如何是好。我将双手插入口袋，无意中我摸到了一张皱巴巴的字条，我翻出来一看，是那个叫铃木的客人留下的电话号码。
我已没救了，就先救父亲吧。
坐在陈旧榻榻米上的我终于伸出颤抖的双手，在数次拿起话筒又放下后，终于拨响了铃木的电话号码。
当对方传来“莫西莫西”时，我的泪水已落满话筒……想起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父亲、那脑袋中不断在扩张着的可怕的肿瘤，我终于答应成为铃木的小情妇了……
第一节
我一直记得《源氏物语》里那句话，让我从冬天到夏天一直念念不忘，虽然我不曾真正地理解过其本体和喻体的美妙：“爱的叹息如朝雾般升起……”
对千野君真正产生那种强烈的爱恰恰就在我真实地委身于另一个男人的夜里。
那是我搬来松山町之后的第三个周末，也是学校开学一个多月后。
是初秋的黄昏，约摸七点的时候，铃木带着一位老妇人走了进来，让我大大吃惊的是他们两人的手中都提着包装好的大小硬纸盒和袋子，一看就知道是从哪儿买来的什么礼物。
铃木见到我就显得十分亲切，他拍拍我的肩说：“小姐，拜托了，沏壶绿茶。”让人感觉彼此之间好像不是将要进行初次尴尬的交易，而是很随和的家人。
当我端上一壶茶，分别给他们斟茶时，铃木兴高采烈地说：“可忆，你打开看看，我今天送什么给你了。”
说罢，旁边的那位老妇协助我一一展开了那些纸盒里的丝绸织品。
“和服啊！”我的神情并没有太多喜悦，还有点纳闷，为什么要买和服送给我，我根本就没有机会穿和服的。因为尽管我在13岁那年穿过一回和服，并且还照了一张相片挂在家中的墙壁上。但我并不知道和服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份量，更不知道它还是男人送给女人最高尚和正式的礼物。
在我来日本前还以为大街小巷的日本女子都应该是穿和服的，但到了日本以后却很少看到，除了少数的女子在新年、樱花时节穿以外，只有庆祝成人节的女孩们成群结队地在路上展示着这东洋的民族盛装。
“来吧，小姐，我来替你穿上。穿上后肯定漂亮。”那位老妇露出羡慕的神情。
我更加不解了，“现在，你是说现在穿和服？”
我的眼睛是先望向老妇人的，接着老妇人那诧异的目光便移向铃木了。
铃木没出声，只是赞许地点点头，随后很礼貌地离开了我们穿戴的客室。
是让我试穿吧，也好。
于是，我就像一尊木头玩具或布娃娃一样被老妇人摆弄起来了。起先觉得还很好玩，包裹着一层又一层，线一根根地在腰间系着，不时随着老妇的指挥在原地转转停停。但是当全部穿戴好和服，梳好了发髻，走到镜子前看到一个陌生的自己时，我想起了13岁那年母亲给我穿和服的一幕。
“简直太漂亮了。可忆，就这样站着别动，我来给你照张相。”铃木兴奋地说。
他从包里取出照相机，朝我对准焦距，就咔嚓一声按下了快门。
“泓子，你过来，给我们拍几张合影。”铃木朝那个老妇人嚷道，我这才知道那位老妇人名叫泓子。
只见老妇人眯着眼睛，认认真真地给我们拍了起来。
我看不到镜头中的自己，但是，我能从镜子里看到另一个我不熟悉的叫可忆的小女子。与其用漂亮来形容她，不如用“隆重”这个词更加合适。以往隆重往往是形容节日的，但此刻却可以那么恰如其分地比作一个人，不是吗？她装扮得像一个舞台上灿烂光鲜的主角，成了一个男人的节日，那个节日只有夜晚，没有白昼。
在这间偌大的和室客厅里，一张褐色的橡木矮茶几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