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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月末，传来了一个令每个人都感到惊奇的消息，招兵部门回答了日本青年人自愿参军的请求，他们已经被“特批”，可以当兵。但肯此时已不再想参军，他看不出为什么还要自愿参加出卖了他们的这个国家的军队，多数年轻人也持有同样的想法，他们仍然忿忿不平。
到了二月份的第一周，集中营的警卫军官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在效忠国家的宣誓书上签字。对每名被迁居的人来说，签字宣誓不是问题，他们都忠于美国，但肯和很多持同样想法的青年的反应却不同，他们认为宣誓书上的问题更加使人有被出卖的感觉。其中的两个问题特别令他们不满，一个是问他们是否愿意在任何时候都能为美国承担参加战斗的责任；另一个是问他们是否会效忠日本或天皇。他们当然不会效忠日本，也不会效忠天皇，因为他们多数都是美国人，或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人。但肯这样的青年们都特别忿怒。过去，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现在，却被询问是否愿意为残酷对待他们的国家去献出生命。一年多来，肯一直渴望参军，但被出卖和监禁了这么长时间后，他不再想为他的国家做任何事情。
和他一样，很多年轻人都坚持原则，拒绝回答这两个问题，结果是被归入“不不男孩”。他们被立即送到图尔湖集中营的一个高度戒备地区，被隔离审讯。
隔离审讯在集中营引起巨大的反响。肯在接到宣誓书两天后还没有签字，除他之外，家人都签了字，肯和父亲争论得很激烈。武雄理解他的心情，为他和其他具有同样思想的年轻人担心，他们被隔离，被迁居，他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力和义务却成了指控他们的罪过。现在，他们得到了失去的权力，但是，除了通过战时重新安置局参加战时工作，或恢复公民地位，他们仍然没有别的办法离开集中营。这是证明自己是美国人的机会，证明自己收回了权力，证明自己是忠诚的公民。武雄不希望肯拒绝，他必须在宣誓书上签字，否则就会出现灾难。
“我不再觉得我还是个美国人，爸爸，我感觉我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哪国人都不是。”肯很不高兴，武雄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才好。
“你没有别的选择，儿子，我理解、尊重你的感觉，但我告诉你，你必须在宣誓书上签字。如果不签，他们会将你送进监狱，你会遇到很多麻烦。肯，你必须签！”
他们争吵了好多天，肯才终于签了字，因为他不想给家人添麻烦。但肯的很多朋友没有签字，他们想用不签字来表明他们在利用这唯一的机会向政府说明他们反对不公正的待遇。这使他们被政府认为是怀疑对象，是危险分子，很多人马上宣布放弃美国国籍，他们要返回日本。
没有签字的人被集中到其他集中营，那些“不不男孩”被关在图尔湖的隔离区。隔离区实际上是一座建立在这儿的另一个集中营，专为关押被认为是不忠诚于美国的人，警卫人数立即增加，来解决问题。武雄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因为肯同意在宣誓书上签字，这可能意味着他将参军，为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可从此，至少无人再怀疑他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忠诚。
在宣誓书上签字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弘子也只是在又回到医院工作后才感到解脱，她又全力以赴，帮助医生处理已开始流行的流感。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宣誓书上签字使她有一次真正的机会向美国表示效忠，她希望这样。第二十七个问题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她不可能参军。
一场新的流行病——麻疹，使他们连续工作了两周。第二周周末，弘子帮助礼子做家务，很晚才睡。礼子也和她一样，非常疲惫。弘子不知疲倦地连续数日工作，她想在孩子出生前多帮他们干点儿活。再过一两周，她就只能呆在家里；在生完孩子后的一段时间内，她只能照顾孩子了。
编织俱乐部已经将专门为孩子织的小衣服送给了弘子，一切都准备好了，苔米比别人更加兴奋，萨莉对弘子的态度也缓和了许多，但她有时还是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但弘子却并不在意。那天晚上，她一直在想着她的病人。她正在照顾两个老人和一个因麻疹而落上麻子的妇女。她知道自己小时候得过麻疹，所以不怕会被传染。这几个病人咳嗽得更加厉害，热度不退。
“他们好些了吗？”礼子过来看弘子时，温柔地问她，礼子很赞赏弘子的工作。她有做一名护士的天赋，她总是尽自己的一切可能使病人感到舒适，从不在病人面前表现出疲劳。她已经连续值两个夜班了，礼子想让她早点下班回家，可弘子坚持要和礼子一起留在医院。
“没有多大变化。”弘子一边擦着病人头上的汗水，一边平静地回答，然后，她抬起头看了看礼子。
“你怎么样？”这似乎是个无意义的问题。她几个小时来一直马不停蹄地工作，礼子看见她用手揉了几次后腰。半夜时分，礼子再次过来看她，想让她回家，可弘子仍然毫无倦意，精力充沛。礼子笑了笑，又赶紧回到医生那儿，去帮助他为一个好像得溃疡的病人做手术。
大约到了凌晨两点左右，礼子又过来看弘子，她发现弘子已经疲惫不堪。这时，她的病人终于睡着了，她正在帮助一个护士给一个烧伤的男孩换衣服。这个男孩在玩火柴时引燃了干草。弘子给他换衣服时，他大哭不止。礼子看到弘子几次因同情孩子而停下工作，她将孩子放到床上，然后站了起来，她用手扶着桌子。礼子知道她快要生产了，可弘子自己还不知道。
“你感觉怎么样？”她问，弘子努力地微笑着。
“还好，我的腰有点痛。”礼子微笑地看着她，弘子似乎很难受。到日子了，现在是三月一日，孩子就要出生了。
“怎么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礼子提了个建议，她从弘子的表情中看出，她实际上很难受，只是不想承认。她俩来到护士交班处，礼子给她倒了一杯茶，在晨光中亲密地聊了一会儿。室外很冷，风很大，护士们在交接班。过了一会儿，弘子的脸开始变得难看，礼子也越来越担心。“你很痛吧？”礼子终于问，这时，弘子抬起头来，眼中充满了泪水，点了点头。她一直不顾疼痛，连续几个小时工作着，以为疼痛可以慢慢过去。突然，她害怕起来，现在还不到生孩子的时候，因为她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弘子坐在交班室，疼痛难忍，突然抓住礼子的手，喘息急促。其他人也没有做好接生的准备，礼子非常镇静，她用一只胳臂抱住她，轻轻地扶她站起来。这时，两个护士也跑过来帮忙，礼子向她俩解释说，弘子马上就要生了。
“哈，这可是好消息！”桑德拉，那个岁数最大的护士，微笑着看着弘子。她个子不高，很胖，是第二代移民，她和礼子曾在斯坦福大学医院一起工作过，“今晚终于有了个好消息！”她已经厌烦了总是照顾患麻疹的病人和快要死去了的老人。弘子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瞪着大眼睛，看着她们，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没事的。”老护士安慰她，知道会发生什么。她才十九岁，没有母亲在身边，而且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年轻人总是不知所措。医院的护士格外殷勤，又有两名护士过来帮忙，礼子扶着她慢慢地走到一个用旧毯子隔出来的“产房”，一个护士马上跑去告诉医生。
真巧，来的医生就是那天弘子昏倒时抢救她的人。再次看到弘子时，他热情地微笑着。这时，弘子已经几乎不能以笑做答了。医生问她什么时候开始疼痛的，她害羞地看着礼子，回答说第一次是在早上，在天亮之前。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将近二十四个小时了。疼痛在一阵阵加剧，到另一个护士赶来时，她已经无法说话了。护士轻轻地扶她躺在床上，帮她脱去衣服，礼子紧挨在弘子的身边站着，抓住她的一只手。医生用一块粗布盖住弘子，然后为她进行检查。弘子痛苦地将头转向一边，除了昏倒那次她的身体受到外部简单的检查外，她从未接受过检查。除了彼得外，没有人摸过她。
“没关系。”礼子安慰她说，这时，桑德拉也走过来，抓住了她的另一只手。
医生很满意，但对她还能那么长时间地站着工作感到很惊讶。弘子的宫口已经全开，医生已经看见了孩子的头发。时间不会太长，他鼓励她。当他离开产房时，他向礼子示意，礼子跟着他走了出去。弘子感到又一次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