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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批孙批蒋批国民党变成我的大业与绝活，所以笔锋所扫，魑魅披靡，最好笑的，国民党党员中，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反应出现，他们之中，一混到死一坏到底者固占绝大多数，但是头脑尚清楚却又无奈者亦有一些。“马五先生”雷啸岑者，故国大代表也。他“平时袖手领干薪，六年一票选总统”，周而复始，至感麻烦。告诉我，他有天开玩笑说：
“我看不要每月付薪水给国大代表啦，干脆蒋总统一次付我们一大笔钱，我们选他做皇帝算啦！”我每想到这番话，就想到北洋军阀曹馄。曹锟贿选而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他只花一次钱，他若知道连选得连任，早就选皇帝啦，零存不如整付，那样才便宜啊！又有故国大代表刘心皇者，生逢衰世、躬逢衰世、倪仰于衰世，虽身为国民党国大代表四十二年，但是一线良知，使他虽俯首苟活，却不甘默尔而息，因而发愤秘密写成《蒋介石国大现形记》，然后秘密商之于我，无条件要我为他出版。惟一条件是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用笔名“司马既明”发表，不能透露他的真名字。我感于他的一片至诚，完全同意了。也许有正人君子讥笑本书作者，怪他涉嫌“双重人格”（doublepersonality）、怪他自己做了四十二年的老国代，却不能以真名字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反倒以双重面目并存于今生今世。但是，若反问一下，“双重”
固然不当，但是单一到底、冥顽至死，难道就对吗？难道老国代一做四十二年，最后同流合污、守口如瓶、一点底也不掀、一点省也不反，坚守“从一一而终”、昧心“仁义道德”，就比“双重”更好吗？又有故监察委员黄宝实者，在北京大学与爸爸同学，到台湾后整天用功读书不辍。有一天，他拿新著《侏儒类稿》要我看，我说：“这稿子很精审，但是如果不来搞这些‘学术’，而用同样的时力去搞你们监察委员的弹劾书，那该多好！‘学术’真是误事啊！”他又继续写《校雠学》，我回信给他说：“您的《校雠学》稿子如何了？你们御史老爷，不但要嫉书如雠，还得嫉恶如雠。您是监察院中数一数二的嫉恶如雠人物，亟盼能在这方面继续多雠一些，《侏儒类稿》少一点，‘惩贪录’、‘洗冤录’多一点，不也很好？”
……这些我亲自耳闻目击的小故事，在在都证明国民党老贼们的无奈心态，但是，以他们的地位，真的一直无奈而无法有作为吗？我很怀疑。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故立法委员齐世英在他家请我吃饭，在座有梁肃戎、石坚、司马桑敦等。座上梁肃戎对我说：“我没有你李先生这种勇气，很多话我不敢讲。”我表示，你们也是有勇气的人，只是你们不肯讲而已。梁肃戎是东北人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四十年来，在他的表现中，我们却看不到他对在家乡的东北同胞推之以恩、或对在台湾的东北同胞援之以手、或对在台湾被他们国民党非法迫害的东北同胞慰之以问。梁肃戎在抗战中，有功国家；但四十年来与国民党一起误国祸国，有害国家，并为桑棒之耻。
我对他功过分明，我赞扬他的当年，但却谴责他的日后，他对不起东北同胞，我为他惋惜。虽然梁肃戎有种种不是，但是，我仍旧欣赏他那点硬汉作风，那点硬汉在东北早就不算什么，但在“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台湾政海里，他却是一个yáng具毛多的怪物。yáng具毛多虽并不表示一定是“男儿”，但比起周围的白虎成群来，至少还够看看样子。最耐人寻味的是，梁肃戎下台后，跟我又吃饭、对我又赠书，完全回复到一个正常的东北人，并且愈老表现得愈有落日余晖，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国民党虽然坏，但有的党员还有良知，只是显晦之间，愧对国人而已。又一个老贼级的故立法委员吴越潮，一天向我说：“国民党中有坏人也有好人。因为有坏人，所以无法把国家治好，丢了大陆；但因为有好人，所以虽然丢了大陆，还没完全垮台。”我回答道：“我承认国民党中有好人，但是有了又怎样？有了还不是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二十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
可见纵使好人，加入了国民党，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只是帮国民党苟延残喘而已。”我一生痛恨国民党，我痛恨它，与这岛上一般痛恨它的人不同。一般人从小被它骗，骗得加入它，成了或做过它的党员，最后才有所觉悟，但仍要跟它接龙、跟它画虎、跟它委蛇、跟它待兔……我却全不如此。我从在北京念小学时就对国民党厌恶，这一厌恶使我一直坚持不做它的党员，虽然这一坚持，带给我几十年的不方便、“不识时务”，但我不但不后悔、反引为自豪：余致力不屑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凡四十年。四十年问，且由厌恶国民党，演变为痛恨国民党。不但痛恨，且能在有生之年、在国民党的地盘上，把这种痛恨，发之为文、印之成书、公之于世，李敖的伟大，于此可见。
以上所写猪猡纪，多下笔在“中国猪”身上，而少落墨在台湾人身上，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悉为“中国猪”几十年教化的产品，为猪子猪孙，其猪性不足深论，论猪性，擒贼擒王擒到那票坏的外省人身上，即知源头活水、即可了然，故对台湾人属性，我点到为止。试看我写《共产党李登辉》、《李登辉的真面目》等书，以及与斤丰瑜合作发表独家报告——《揭发李登辉“鸿禧山庄”贪污舞弊案》，乃至于我写的《民进党研究》、《冷眼看台湾》等书，究其元凶祸者，皆那票坏的外省人使然，台湾人只是从犯而已。正因为我早就看清这点，因此在政治方面，我带头反抗国民党时，我心里早有准备，远在十四年前，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我回信给牟力非，就提出《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之说，我写道：
……我的看法是：“‘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即相当于反对党人士，这些人士，因为是政治人士，他们的品德，即不能高估（对搞政治的人，不论哪一派，都要严子注意，不可轻信）。我们支持他们，支持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支持反对党政治，我们为反对一党独大、一党独裁而支持他们，他们也就在这一“反对”大方向上的正确，而值得我们支持。除了这一大方向的正确外，其实由政客对政客观点对比，他们与国民党殊少不同，在习性上，且尤其相近，他们的个人极少比国民党中拔尖的个人好。简单说来，他们只是在大方向上胜过国民党而已，其他方面，跟国民党是半斤八两。但话说向来，要完成两党以至多党政治，支持王八蛋打龟儿子就在所难免，否则全是龟儿子独大、龟儿子独裁，绝不是办法，在龟儿子的暴政下，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英国的保守党工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都是龟儿子党工人蛋党平衡的范例，引西证中，询可如是观。
正因为真相不过如此，我对“‘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所谓失望、对党外人士无所谓失望，他们不懂“信义”不足怪，不懂许多应有的道德品质也不足怪，只要他们在大方向上不太迷失，就不必苛求。古话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今下一歪解，该说“不贤者识其大者”，惟有对不贤者能识其大、其他他们的小把戏，也就不足道了。
这篇文献，显示了我的基本心境，其实既清醒又苍凉。这些现实的政治人士，他们找我，多是有求于我的时候。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讲过一句话：“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这种人都是夜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内急了，要小便了，赶紧拿了去小便，小便完了，见不得人了，赶快藏在床底下。
我对党外来说，就是夜壶。其实支持他们活动，对我也是一种发泄，有内急时把尿尿出之快，施尿对象且是国民党龟儿子之类，其快何如！有一次我在阳明山公墓看死人，内急了，看到钱思亮的坟，就小便上去。——钱思亮当年馅媚胡秋原，以伪证信陷害我、以禁教书逼殷海光，如此软骨台大校长，死后得以尿诛，实乃尿道所在，天道在焉。
我带头办党外杂志兴风作浪，颠覆国民党，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